广州城内

中译本前言

第一章快艇.中式赌博.斗鸡与斗蟋蟀.珠江

第二章水上生活.豆腐早餐.中式牛奶.浮城.一位中国官吏的居所

第三章鞑靼城.中国城.外国商馆.在中国的英国人.一位中国验银师.旧中国街与新中国街

第四章药街.一群中国人.一个广州扒手.乞丐与理发师

第五章中国商店.财神.中国店主.中国巡夜人

第六章与清朝官吏共餐.老鼠肉、甜点和玛尔戈红葡萄酒.内城.政府官员

第七章广州城内的欧洲妇人.中国吹牛者.一场婚礼.拔牙药粉.一位古怪的珍玩商人.中国艺术品

第八章水城.疍民区.渔民区.活动的房屋.广州的“不落家”

第九章浮城的秘密.广州：娱乐天堂.中国美人

第十章官员府邸内部.女人的住所.印刷场.实验室.图书馆.皇帝的画像.古董.中国佣人

第十一章官员的妻子和她的随从.孩子们.女人的盥洗室.女人的堕落.官员的母亲.高级妓女和妾

第十二章广州的教育和文学

后记

前言

《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以下简称《广州城内》)一书的作者是法国人伊凡(DR.YVAN)。他是法国公使拉萼尼(M.deLagrene)的随员。《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法国以拉萼尼为公使，率兵船8艘，于1844年8月抵达澳门，向清政府提出签订“商约”的苛刻要求。作者作为拉萼尼的随员，全程参与了法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10月，作者受法国公使拉萼尼(M.deLagrene)的委派，并在广州富商、官员潘仕成的邀请下，与巴纳德.哈考特(MM.Barnardd’Harcourt)、加略利(Callery)等人由澳门进入广州。此时，《中法黄埔条约》(又称《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已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作者虽然不懂中文，但与中国官员有较多的接触，因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状况有一定了解。同时，与他随行的加略利是拉萼尼的首席谈判代表，熟悉中文，为作者的广州之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其时，广州刚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广州民众尚处在“仇外”情绪中，西方人在广州的行动很不安全，极少有西方游客进入广州进行参观考察。然而，由于受到潘仕成等人的邀请，作者一行的行程得到了周密的安排和照料。作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广州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素描，写成《广州城内》一书，旨在为西方社会了解广州提供一份十分可贵的资料。正如作者在文章结尾时所言：“我极力告知读者对两广首府的印象，使其熟悉不同阶段的广州。这是一篇在我国尚未尝试的作品。就任务的难度来说，我希望我是成功的。”(第十二章)

一口通商期间，广州是西方人在中国“唯一有感觉的城市”，不少西方商人和游客曾在广州写下游记、杂记。如美国人亨特所著的《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为了解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的情况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该书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翻译出版后，广受研究中西关系史的学者的重视。可见，西方人的观感和评论，对了解中西关系和广州社会变迁，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此次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翻译出版《广州城内》一书，也期望通过法国人的见闻，为研究1844年前后的广州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

与亨特这样长期生活在广州的“老居民”不同，伊凡是一个“短暂停留的旅行者”。作为具有法国官方背景的政府雇员，他具有丰富的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知识。在整个书籍的写作过程中，作者采用对比的方式，对广州的见闻进行了西方文化视域下的解读。文中夹杂着大量的欧洲地名和文化习俗。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的比较，使本书的描述更具有学术性和史料价值。

作者按照旅途参观的顺序，分12章记载了他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在澳门开往广州的快艇上，作者观看了船上旅客的赌博斗鸡和斗蟋蟀；到达黄埔时，作者对这个历尽沧桑的港口作出如下判断：“贪婪的清朝官吏已经把它丢给‘夷人’而不管了。有一天，这一让步会成为现实，我断言，英格兰迟早要统治黄埔村，就像她现在统治香港一样。”(第一章)在旅途中，作者还参观了“水上居民”的住所，品尝了船家用大米和豆腐制成的早餐，并描写道：“这些混合物上面盖着棕色的液体，形状则有点像瑞士糕点工所制造的面粉糕饼层。”(第二章)对于下层民众生活的描述，体现了作者观察的细致人微。

到达广州后，作者与潘仕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行被安排在十三行商馆，“所有房间的装饰都体现了欧洲奢华与中国典雅艺术的融合：有华丽的镜子，英式和法式的钟表，以及本地特产的玩具和象牙饰品。”(第三章)闲暇时，作者参观了当时的十三行商馆，对验银师的工作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观察并作了记述：“当他对某个钱币的真假产生怀疑时，就把它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认真地检查，闻它，然后把它放在长长的左手拇指甲上，突然把它抛到空中，重新抓住它的一角，仔细地听声音。”作者估计，十三行“至多共住了200名红头发或黑头发的‘番鬼’”(第三章)。而在1834年左右，十三行有300多名外国人，说明此时的广州十三行贸易已开始衰落。

在十三行附近的大同街，作者看到，“到处都是男人：穿着丝制长袍的男子，戴着尖帽子的男子，男人们手中摇着扇子，背着货物，或者搬运着椅子……”(第四章)街上商铺林立，招牌美观，“没有一个国家，即使在巴黎，人们也不会发明这么机智的方法，通过展示它们来宣传货物，并吸引顾客。”(第四章)商铺的人口处供着财神，“主人坐在那里，盯着商店的伙计，微笑面对顾客”。(第五章)一位叫“讲真话”的商人，说着“英一中一葡混合方言”(第七章)，这种“广州英语”在对外贸易领域传播颇广。在商铺附近，可以观察到广州下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到处可见成群的乞讨者；盲人靠着墙，拄着棍；做零工的女裁缝正在缝补旧衣服；理发师们正在给老人剪发，或者做一些当时街上流行的卷发”(第四章)。作者认为广州的理发师有两万名之多，与欧洲一样，理发店“是游手好闲的人和散播谣言者聚会的地方”(第四章)。而街头的巫师奇怪的装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充满喜庆仪式的婚礼，令作者大开眼界。这些细致入微的描绘，展现了当年广州的市井生活。

在广州，伊凡还接受了潘仕成的宴请，潘家以西餐的礼仪和食物招待他，并摆上了“鼠餐”、蛋糕和葡萄酒，可谓中西合璧。潘仕成介绍了广州的官僚体制，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确保拉萼尼夫人到商馆附近游玩。在鸦片战争前，所有“番妇”均不允许在广州露面，更谈不上上街游玩。拉萼尼夫人之行，充分说明鸦片战争改变了中西方力量的对比，原来的禁令也被地方官员所“通融”。

珠江疍民所居住的地方被作者称之为“浮城”，“它像伦敦和巴黎一样分成几个区域，像我们的大城市一样，有自己的商业街，有流行区。郊区也就是说，河中被最底层的民众居住的部分一由又窄又弯曲的水道组成，一切都非常相似。包括成排的舢板，有竹篷遮顶，停靠在一旁，呈现出我所描述的澳门船只的所有面貌”(第八章)。在这里，作者在当地船家妹的引导下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各类花船尤其感兴趣，并对美女(高级妓女)的生活作了较全面介绍。作者指出：“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文人、官员、富商、长者并没有使他们的好名声受到任何影响……所有级别的官员都厚颜无耻地淫秽着。”(第九章)

潘仕成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也是广州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一般学者对潘仕成的研究多关注国内文献的记载。而通过伊凡的游记，可以弥补和印证潘仕成的“生活史”。作者记述了在潘家的所见所闻，包括潘家的庭院建筑、家具摆设、饮食习惯以及家庭成员等。如记述自己“尤其被家具的精致、装饰的豪华，以及很不舒服的设施而深深地震动”(第十章)。又如记述潘仕成拥有13个妻子，“李夫人是潘仕成的合法妻子，是北京宫廷里一位权相之女，也是花城最富贵的美人之一……12个妾年龄不同，高矮不等，丰满程度不一；很显然，她们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证明潘仕成变化无常的欲望”(第十一章)。李夫人与作者和拉萼尼夫人有过长谈，她对拉萼尼夫人的皮肤赞叹不已。而当作者和加略利进入内室时，“一大群女人围来唧唧喳喳，用敏锐、询问的眼光和短促、铃声般的、嘲弄的笑声打量着我们，她们的问题让加略利不知所措”(第十一章)。对于这些女人们的生活，作者从装扮、语言、个性、爱好等方面进行细致描绘，为西方读者介绍了富豪家庭的“私密”，这在当时的游记中难得一见。

关于潘仕成制造火药、水雷方面的事迹，作者以亲眼所见进行了评价：“这种酸用来制作可爆炸的火药，然后再制成雷管……潘仕成纯粹出于对艺术和科学的爱好而从事这些工作。他花费巨资于这些事业上，并在帝国的显贵和自己那些博学的朋友中慷慨地分发制成的产品以及各种由他出资赞助而制成的产品。”(第十章)对于潘仕成所创办的书坊和印刷工艺，以及所收藏大量的珍贵古籍、绘画、古玩珍宝等，作者花了大量笔墨进行介绍，向西方读者展示了超级富豪的优雅生活和不同凡响的品味。

“广州不但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娱乐和奢华的城市，而且是一个文明和开化的城市。”(第十二章)尽管鸦片战争给广州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私塾教育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作者认为，科举考试使“有才智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变得物欲化，就像总是进行着同一运动的机器，一致地毫不费力地写出一样的文章来”(第十二章)。作者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批判颇有见地。

但是，作为西方侵略者的代言人，作者对中国充满着傲慢和偏见。如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真的是这个世纪的英雄，在勇敢地到遥远的地方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他们实现了当代唯一值得纪念的征服。”(第三章)这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本性。作者还谩骂：“广州的民众是世界上最暴力、最愚蠢、最不和谐的。”(第六章)显然，这样的态度与法国在《中法黄埔条约》中的野心是遥相呼应的。同时，由于作者不懂中文，对于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在一些具体论述中也出现常识性的错误。

因此，我们在肯定该书的资料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它的不足之处。在引用该书资料时，应采取严谨的态度，作客观、科学的分析。

本书由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翻译，根据伦敦1858年出版的英文版本译出。由张小贵博士和杨向艳编辑负责翻译，胡巧利研究员、蒋建国博士进行审校。本书列入《广州史志丛书》出版，是一些学者多年来的夙愿，相信对促进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和广州地方史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编译者

2007年6月10日

后记

法国人伊凡所著的《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一书，于1858年在伦敦出版英文本，至今历时近150年了。2006年初，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组织翻译出版该书，委托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小贵博士和杨向艳编辑进行翻译，又由胡巧利研究员、蒋建国博士进行审校。经过两年的努力，该书终于定稿付梓。此为该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大喜事。

译校历史文献，涉及古今中外大量人名、地名、风俗等，难度较大。由于伊凡不懂中文，在广州停留的时间又不长，他所听到的不少地名、人名又是广州方言，因此，在写作《广州城内》一书时，涉及的有关人名、地名，是根据广州方言音译的；此外，书中还提到不少法国的地名和人名，则是用法语表述的；加上历史久远，有些地名已有变化。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为慎重起见，对这些法语地名、人名，以及根据广州方言音译的人名、地名，如果没有确切的把握，则一般采用保留原文的做法，以减少讹误。同时，译者对有些地名和人名作了注释，全书共有50条注释。

该书在编译过程中，得到了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程慧、原副主任陈泽泓，以及张影华处长的关心和支持，刘新峰参与了该书的编务工作。对于以上各位的辛勤付出，在此一并致谢。

尽管编译者作了不少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译者

2007年7月24日

　　本书为法国人伊凡所著的《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伊凡是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广州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素描，写成《广州城内》一书，旨在为西方社会了解广州提供一份十分可贵的资料。　　本书为法国人伊凡所著的《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伊凡是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广州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素描。　　作者按照旅途参观的顺序，分12章记载了他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在澳门开往广州的快艇上，作者观看了船上旅客的赌博斗鸡和斗蟋蟀；到达黄埔时，作者对这个历尽沧桑的港口作出如下判断：“贪婪的清朝官吏已经把它丢给‘夷人’而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