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

总序

序言

目录

太平天国史论

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

洪秀全：理想、制度文本与实践之比较考论

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

太平军全州战役新证

太平军进军桂林决策的形成与实践考论

1853年初太平军胜利进军安徽述略

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及其战略转变

试论天京事变与上游战局的演变

石达开出走后皖北战局的演变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

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的历史考察

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制度学分析

金田起义史事考辨

张钊等叛降与金田起义史事考释

太平天国初期向荣与乌兰泰关系研究

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封称考略

天京事变的史料与史实考辨

韦昌辉族谱：宣城与金田文本比较考订

国名党史论

民主政治：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求索——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政治学分析

走向集权：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领导体制之遽变

国民党结构史考论：理念·体制·结构

“从头做起”的开端——国民党改造运动考察

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与台湾未来政治演变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动因

殊途但却同归：国民党与民进党现阶段大陆政策比较考论

思想史论

儒学民本思想源流考论

明清理学危机与近世学术之流变

后记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到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民国及当代国民党史，作者选取其若干的时段与节点，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层面的变迁状态，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和思考。太平天国史论部分展现了作者对该领域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国民党史论部分体现了作者新近拓展的研究领域；而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论述展示了作者宽广的研究视野。三者共同建构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论述体系。

　　学境无涯 勤学慎行

　　一
　　2011年岁末，谦平主任告知，希望我能够出版一本自选文集，对此颇感犹豫和心怯。一是学问浅薄，缺乏底气，深恐贻误读者，故而心存疑虑，缺乏结集出版意愿。二是我所经历的学术环境长期盛行左的思潮，治学理论和方法难免存在偏误，虽然经过拨乱反正，自我修正，但意识形态影响难以根除，对学术研究的负面效应制约了著述的科学性。三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过细，学科之间封闭隔离，缺乏沟通和融合，历史学往往局限于文献整理、史实考证、史事陈述，与其他学科不相关涉，故而难以建构多学科分析框架，严重阻碍史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拓展和提升，学理内涵的深化颇为艰难。所以，我对选编和出版文集一直持保守和谨慎的态度，至今仍有惶恐之感。思虑再三，觉得出版文集可以回望笔者艰难崎岖的治学之路，透过这些著述的梳理和刊出，可以展现笔者治学的主要领域和成果，以及对若干研究课题的思考、探索和见解，并借此就教于学界同道，获取批评与指正，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俾可拓展笔者的治学路径，提升学术水平，因此，在惶恐之中，决定遵从主任嘱示，开始自选文集的编纂工作。
　　回首个人学习和治学道路，历经诸多坎坷曲折。1962年秋，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当时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经常下乡劳动，1964-1965年，去江苏海安参加历时10个月的四清运动。1966年春，南大文科整体搬迁至溧阳分校，停课劳动建校，6月，文革爆发，返回南大，参加运动，直到1968年秋毕业，去军垦农场劳动，接受解放军再教育。6年本科，真正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多，因此，我们被冠以“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生”。1970年离开军垦农场，去中学、师范教书，讲授政治、语文、写作等课程，远离历史专业，教学负担颇重，每天忙于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而且学校地处偏僻城镇，既缺乏史学研究必须的图书和文献资料，也无暇从事学术活动。
　　1979年秋，我再度考入南大历史系，师从茅家琦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方向是太平天国史。1981年底，通过论文答辩，遂留在历史系教书，才算走上治学之路，但已是不惑之年矣。这是我们这代学人的悲剧。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乏严格、规范和科学的专业学习与训练，治学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弥补专业知识和治学经验的欠缺，尽快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治学团队中，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
　　本科期间，笔者曾经撰写多篇课程论文、读书报告，1965年冬，曾与束景南同学 合作撰写一篇讨论“让步政策”的学术论文，并投稿《文汇报》，获得编辑的肯定，因该报转入文化革命，不再发表学术文章，故而未能刊出。经过这些自发的学习实践，笔者对史学研究获得了粗浅的感性认识和治学经验，但却缺乏系统和规范的教育及实践，难以应对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之后，多年在中学、师范教学，与史学研究脱节，那点本科期间摸索的治学经验大多淡忘。直到攻读研究生期间，才比较系统学习和从事史学研究，算是迈进治学之门。
　　二
　　太平天国史是笔者最初进入的治学领域，也是投入最多、用力用功的学术领域。
　　1、《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1980年）
　　1980年，正值读研期间，笔者撰写的课程论文《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在《安徽大学学报》发表，对学界长期将《天朝田亩制度》定位太平天国革命纲领提出质疑，论文认为：
　　农民属于小生产的范畴，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没有理论化的世界观。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自觉、有意识地制订指导自己整个革命进程的总体纲领。他们至多提出一些反映农民愿望和要求的奋斗目标、口号、政策和制度。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其中某个口号或政策是其革命纲领，只有把农民提出的口号、政策和制度等文献材料，与农民革命的整个实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考察，才能揭示真正指导其革命进程的总体纲领。
　　因此,《制度》被称作太平天国革命的总体纲领并不是洪秀全等规定的。恰恰相反，作为农民运动领袖的洪秀全等没有也不可能有意识地为革命制订一个贯串和指导其全部进程的总体纲领。把《制度》说成纲领是现代历史学家们的论断。
　　论文指称，《制度》并未公开颁行，鲜为太平天国将士和群众所知，而且“把《制度》作为纲领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为它并没有指导天国的革命实践，反而为实践所否定。” 论文提出：
　　《制度》显然是天国最具革命性的文献，浸透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但是，最革命的文献不一定就是纲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把现代人的观点强加给洪秀全等，硬要他们也接受《制度》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论断。
　　因此，《制度》不应被定位太平天国革命纲领。于是，论文重点转向建构新的论述，通过多层面分析和解读，试图提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太平天国革命纲领：
　　翻阅并分析研究了太平天国各种文献，考察了它整个革命进程，分析了它的各项政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有一个普遍记载于天朝官私文献、并贯于全部革命进程与各项政策的总纲，这就是“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政教合一的革命纲领。
　　这是笔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中国史节点考察/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作者在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以渊博的知识对太平天国、国民党、台湾等问题都进行了独到的论述，对相关领域的学者及史学爱好者有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