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三部曲

《不夜之侯》是“茶人三部曲”之第二部，故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了扎根江南杭州的茶叶世家杭家在这段动荡的年代中各种人物的命运遭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突出了杭家人坚强、独立，如茶叶般清净、高洁的品格。叙述故事的同时描述了我国茶叶行业在这段年代里坎坷的发展史。宏伟的历史叙事和细腻的人物情节描写为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享受。
　　时代进入本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杭氏家族及与他们有关的各色人等，在战争中经历了各自的人生。其中沈绿爱、杭嘉草等杭家女性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寄草、杭忆、杭汉、忘忧，作为新一代杭家儿女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为了胜利后的明天坚持着中华茶业建设。杭嘉禾作为茶叶世家的传人，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承受了巨大的难以想像的劫难，呈现出中华茶人的不朽风骨。

《不夜之侯》是中国茶人的一部命运史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茶的清香、血的蒸气、新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叶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融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
　　序
　　两千年，一花独放，唯我独尊，尔后，华茶的下一个大时代，便与以往以迥然不同之命运开始了——
　　有世纪初皖地民谣为证：
　　三月招得采茶娘，四月抬得焙茶工；
　　千箱捆载百舸送，红到汉口绿吴中；
　　年年贩茶嫌茶贱，茶户艰难无人见；
　　雪中茗草雨中摘，千团不值一匹绢；
　　钱少称大价未赊，口唤卖茶泪先咽。
　　官家摧茶岁算缗，赘胡垄断术尤神；
　　佣奴贩妇百苦辛，犹得食力饱其身。
　　就中最苦种茶人。
　　这首载于中国安徽《至德县志》的１９１０年间传唱的民谣，其中不但出现了历代民间茶歌中的谴责对象——官家，还出现了另一个名词——赘胡。
　　赘胡，或可释为“洋奴”，而由赘胡生发，另一个有关茶业行的名词——洋行，便要被我们引入20世纪初交的视野之中了。
　　中国官方专门对外做生意的机构，古来有之。只是到得清代，方被称为洋行。洋行可以做各种生意，比如毛织品、洋布、钟表等，但最大宗的生意，到底还是国之瑞草茶叶。
　　追本溯源，人类与茶的亲和，正是从华夏民族对人类的亲和开始的。恰如茶圣所言：飞禽、走兽和人类，都生活在天地之间，依靠饮食维持生命活动，饮食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啊！要解渴，就得饮水；要消愁，就得饮酒；要消睡提神，就得喝茶(《茶经?六之饮》)。
　　茶的发现和利用，是一个真正的东方传奇故事。《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
　　神农在中国古书中，被描绘成一个头上长牛角缺一颗门牙的男子，一位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上古时期的部落领袖。因为劝人们种百谷、植桑麻，被尊称为神农氏。他正是那种类似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和俄国丹柯那样的受难英雄。他遍尝各种草木，不幸中毒倒下，恰有水珠从茶树上落下滴入口中，方才得救。
　　这个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因此，神农不但成了中国农业和医学的创始者，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茶叶发现和利用者。
　　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书《华阳国志》告诉我们，三千年前，在现今中国的四川地区，人们就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并把它作为地方特产献给了当时的天子周武王。
　　战争打破了宁静的茶叶世界。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带的秦国人攻下了重峦叠嶂的巴蜀，中国西北部粗犷的士兵们惊异地发现了这种可以煎煮饮用的绿叶。这样，茶叶就裹在他们的马革中，翻出蜀道，被带向广阔的天地。
　　战国之前，中国的茶叶已从湖北延伸到湖南、江西地区。自此以后，便在长江中下游扩展。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唐贞观十五年，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了吐蕃松赞干布的故乡。饮茶习俗，从此传入西藏，成为边疆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饮食。
　　在这个茶叶文明大传播的时期，茶在被架在马背上走向雪山草地的同时，也被僧侣们负在肩背上，带往寒冷的北方；然后，它又被盛入精美的器具，在宫廷达官贵人们的手中相互传递。公元8世纪初，北方饮茶习俗开始蔓延传播。
　　明代，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把茶带到了遥远的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岸。
　　茶的羽翼已经丰满，下一个历史时期，它将在全世界翱翔。
　　英语中茶的发音Tea和法语中茶的发音Thé，恰与中国海路传出的福建方言茶字音Te相似；而由陆路传向西亚、东欧的茶字音，则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茶字发音——比如俄语中的Чай，土耳其语中的?覶ａｙ——它们多少也从语音学的角度，向我们射来了一道悠远的茶叶文明之光。
　　西汉时，茶沿丝绸之路至西域各国。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购买丝绸的同时，也带回了茶叶，并把他们运往波斯。与此同时，土耳其商人在中国边境也开始了以物易茶——“有一叶，作三叶草状，其叶数，其香亦高，唯其味苦，水沸，冲饮之。”这是公元9世纪时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北非商人在他写的一本名叫《印度中国纪行》的书中，对茶的形容。
　　公元9世纪初，茶离开故乡，扬帆起航，东渡扶桑。日本最澄禅师和他的弟子空海先后从中国带去茶籽和制茶工具。从此，中国的饮茶方法和习俗开始在日本传播开来。至宋，日本高僧荣西两度来华，归国时带去茶籽和饮茶法，著汉文字著作《吃茶养生记》，为后来日本茶道的产生奠定基础。
　　六个世纪以后（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马西沃所著《中国茶》和《航海与旅行记》二书，把茶介绍到了欧洲。一位名叫克罗兹的葡萄牙神父，在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传播者。同时，他在1560年把中国茶叶知识传播回国，而他的同胞海员则仿佛为了印证他的知识一样，从中国直接带回了茶叶。
　　就这样，16—17世纪始，茶先后到达了荷兰、俄国、法国和英国。
　　华茶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被欢迎，与一位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出嫁英国（1662年）密切相关——世界在出现一位饮茶皇后之后，也增添了一个以往从来不种茶叶的饮茶大国。
　　在此之前，英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咖啡的王国，但茶叶的品质非常符合英国人据以自豪的绅士风度，故而朝野开始交相提倡。相传1657年伦敦一家极有名的“嘉拉惠”咖啡店，已经在广告上赫然写道：
　　可治百病的特效药——茶，
　　是头痛、结石、水肿、瞌睡的万灵丹！
　　饮茶皇后以为酒伤身体，不如茶好，从此以茶代酒，成为英国宫廷中的礼仪。达官贵人争相效仿，茶遂成为豪门世家的高贵饮料。贵夫人在家中设精致茶室，论茶媲美，一时成为时髦。1669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得“功夫茶”，献呈皇后，以博欢心。当年英国就停止茶叶从荷兰进口，由东印度公司独占专营权。
　　茶在英伦三岛人民的各个生活方面出现。英国诗人蒲伯是这样赞美女王喝茶的：
　　您，伟大的安娜，三个国家齐向您低首。
　　您有时和君臣商谈大政，有时也在茶桌旁激励朋友。
　　这个岛国的人民，成了世界上饮茶的冠军。上午十时半和下午四时的饮茶习俗，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动的制度。学术界的交流被称为“茶杯和茶壶精神”，电视台下午四时的节目谓之“饮茶时间”。萧伯纳曾调侃说：破落户的英国绅士，一旦卖掉了最后的礼服，那钱往往还是用来饮下午茶的。
　　当那时钟敲动第四响，
　　一切的活动皆因饮茶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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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贸易史上，英国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逸事。比如中国的平水珠茶，向被称为绿色珍珠。但，据创建于1706年的老牌英国茶商团宁公司印发的宣传册载，当时的英国人不识此茶，称其为“GUN POWDER GREEN”，绿色珍珠变成了绿色火药，一直流传至今。
　　还有一种老牌加香茶“格雷爵士茶”，说起来也有点意思。这位爵士本为20世纪初出使中国的外交大臣，从清朝一位官吏手中得到了代代花茶的配方，带回国去，交一家公司试制。该公司为了感谢他，把该茶命名为“格雷爵士茶”。此茶上市，包装上无不注明源于中国清朝某高级官吏的字样，以为行销之号召。
　　18世纪，茶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成了一项重大收入。19世纪的英国大臣罗斯托伦说：“国家不可缺乏的粮食、盐或茶，如果由一国独揽供应权，就会成为维持其统治势力的有力砝码。”
　　茶由此而直接介入了政治。公元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茶叶税法》，规定每磅茶叶征收三便士茶税，波士顿茶叶事件——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至今波士顿码头还有碑文如下：
　　此处以前为格林芬码头。1773年12月16日，有英国装茶之船三艘停泊于此。为反抗英皇乔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税，有九十余波士顿市民，攀登船上，将所有茶叶三百二十四箱，悉数投于海中，以是而成为世界闻名之波士顿抗茶会之爱国壮举。
　　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在饮茶方面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西伯利亚的寒风也无法抵挡华茶对俄罗斯人的诱惑，茶马交易使茶从蒙古进入俄国。19世纪初，俄国人从湖北羊楼洞运去茶种，成功地种栽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一位专和俄国做茶叶生意的刘姓中国人，被沙皇赐名为“茶叶刘”。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这样写道：
　　天色转黑，晚茶的茶炊闪闪发亮，
　　在桌上咝咝作响，它烫热着瓷茶壶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
　　放眼全球范围内的华茶贸易，我们大约可知，公元10世纪前，华茶已到了亚洲诸多邻国及西北非等地；16世纪抵达欧洲；18世纪，茶与英国移民同坐五月花船漂洋过海，直抵美洲。而茶的另一支大军，则于17世纪南下，定居于被海洋拥抱着的南洋诸国。
　　华茶既被如此青睐，公元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广州，行办茶事，人称十三行。从此，官僚、豪商、洋人，垄断出口贸易，尤以茶叶为甚。生意之有利可图，连皇帝见了也眼红，直接插手进来，人称皇商。
　　此等格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方被打破，十三行与英商独霸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洋行，日变为各国实业家独占的商行。五口通商之后，“千箱捆载百舸送，红到汉口绿吴中”——福州、汉口、九江、宁波，成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最多的港口所在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改变中国经济的格局。从此洋行多迁于沪上，盛时曾达四五十家，而上海的茶叶输出，竟占全国总输出之一半以上了。
　　
　　洋行垄断中国对外茶叶贸易近百年，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茶业已落得奄奄一息之地步。此间，中华茶界有识之士自不甘于消沉，种种努力，艰苦卓绝，在漫长跋涉之中，企图恢复昔日祖先之荣光。其中最杰出者，无出吴觉农先生之右。
　　1897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古县邦上虞丰惠镇的吴觉农先生，真正从实践中走上为实现振兴华茶而奋斗的道路，乃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应中国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当时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先生之约，筹办茶业出口检验开始的。尔后，吴觉农又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中国现代茶业，自此初现雏形。
　　与此同时，吴觉农先生四处奔走，出入茶区，出国考察，撰写大量调查报告，揭示茶叶贸易中洋行洋庄茶栈之垄断操纵；谴责通事、茶号、水客等的重重剥削；描述中国茶农之悲惨处境；介绍国外茶界之先进技术和经验；实践中国茶业进步之种种方案——先生于不可为之中而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长夜弥天，大声疾呼之声，似乎终有回音——
　　1936年间，皖赣两省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运销两省之祁门与宁州红茶，时称“茶业统制”。
　　此举霎时间掀翻了中国茶业行近百年的天。上海洋庄茶栈同业行会，听到彼声，不啻晴天霹雳，都一个个地突然“郑重将来，顾虑意外”起来，一份《痛切宣言》公开发表，被众多中国茶人看做是为实践先生“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之理想的大行动。最终，此次风波以政府妥协让步而告终。
　　1936年，吴觉农先生在《中国农村》杂志二卷六期上，以施克刚为笔名，撰《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一文，表达他对这次半途而止的茶业革命的认识，说：
　　在现社会中，大资本驱除小资本，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此次统制纠纷的背景，实在不过是这样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而已。……茶业统制的结果是茶业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与茶栈的统制，贫困的茶农因之而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戏剧，本应当轰轰烈烈演下去，然而因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下，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匆匆收场了。
　　作为半幕戏剧的皖赣茶业统制，却成为吴觉农先生后来的正剧的序幕。当此时，实业部开始试图采纳吴先生的建议，成立较大规模的茶叶公司。又不知几多周折，1937年6月1日，由实业部和皖、赣、浙、闽、湘、鄂六个茶区省政府集资，少数私人资本参加的“中国茶叶公司”，于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正式成立，吴觉农先生被聘为总技师。
　　仅仅三十七天之后，遥远的北方，卢沟桥边，日本军队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刚刚开始事业的中茶公司，被迫于上海辗转迁徙，由武汉而终往陪都重庆。向被称为“不夜侯”的中华茶叶，这向往温暖与光明的绿色和平之舟，在数百年劫难之后，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凶险的惊涛骇浪之中。
　　真个是：
　　出我幽谷，上我乔木，茶兮叶兮，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