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

序

绪论

第一章晋唐南海道佛僧的群体考察

一、晋唐南海道佛僧及其整体变化情况

二、东来西僧与求法华僧之群体比较

三、海路来华西僧国属构成之特点

四、西行求法估之留归存亡情况

五、西行求法者之籍贯

六、西行求法之域外僧人

七、小结

第二章晋唐南海道佛僧与商人关系

一、佛僧与商人关系之渊源

二、南海商人为佛僧之旅途伴侣和主要资助者

三、南海商人中的佛门弟子

四、南海道僧人给予商人的帮助

五、小结

第三章晋唐中国佛门的“边地意识”与梵语文学习热潮

一、“四裔五方”之传统中华意识

二、晋唐中国佛门之“边地意识”

三、“边地意识”驱动下的梵语文学习热潮

四、梵语文学习活动之主体：西行求法僧俗

五、小结

第四章晋唐求法僧梵语文学习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一、求法僧梵文学习活动之特点

二、求法僧梵文学习活动之影响

三、小结

第五章唐代求法所携带的汉本佛典

一、有关西行求法僧携带汉本佛典之文献记载

二、求法僧携带汉本佛典为普遍现象

三、求法僧随身携带汉本佛典之基本原因

四、携带汉本佛典与求法僧之梵文研习

五、求法僧所携汉本佛典之种类

六、小结

第六章晋唐海路佛们的经典传译活动

一、晋唐海路佛僧经典传译情况概述

二、海路佛僧所译经典基本情况分析

三、传译历程混杂纷歧之原因浅析

四、海路僧徒所传译之小乘三藏及其影响

五、海路传人之律典及其对汉译律藏建立之影响

六、海路佛僧所传译密教典籍及其与广州光孝寺之关系

七、华、梵两大传译群体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

八、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一、基本文献

二、研究论著

三、辞书

图版

后记

　　取道西域和南海入华的印度佛教，无论骑白马还是乘海舶，毕竟殊途同归，在本土化的漫长过程中实现儒、释、道合流，臻于和谐之境。中国僧徒“以华情学梵事”，“以忠孝作佛事”，创造性地缔造了古代东方文明中的一大姻缘，值得后人回顾、反思和瞻望。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是本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在检视和理解前辈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的前提下，作者拟从宏观的角度，对晋唐时期活动于南海道的中西僧人群体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旁及来华传教和西行求法之佛门居士，力求将趼究重点放在“人”而不是“物”上，即以分析人的活动、人的心理、人的关系为主。　　本书所做的是一项晋唐海路佛教僧人传教活动的专题研究，通过解读、分析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少量其他资料，对晋唐时期往来于南海道的中、西佛教僧人及其宗教传播活动进行群体研究。书稿主体由六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对晋唐五百年间往来于南海道的中、西僧人进行群体结构分析和前后变化情况研究。比较中、西两个僧人群体传教活动之不同特点；分析来华西僧之国属构成及其特点；研究中国赴印求法僧留归存亡情况；分析中国求法僧之籍贯情况以及中土以外的求法僧人情况。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南海道僧人与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认为南海商人中存在一个佛教信众群体，其中既有一般的商贩，亦有海舶船主，这一白衣群体是僧人传教活动的主要资助者。同时，僧人也用自己特殊的知识技能为商人解决航海途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南海僧、商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分，考察中国赴印求法僧梵语文学习活动背后的文化心理，即晋唐中国佛门的“边地意识”，作者认为：晋唐中国佛僧以印度为中心，以中国为边地的思想，是与中国古代士大夫完全相反的一种文化心理，是推动他们西行求法并掀起梵语文学习热潮的内在动力之一。　　第四部分，探讨由中国求法僧发起的梵语学习活动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部分，具体分析求法僧赴印途中携带汉本佛典的原因、作用及其文化意义。　　第六部分，从经典传译的角度对整个海路佛僧的传教活动做一总体评述。作者认为：海路僧人之经典翻译情况看似杂乱无序，其实它曲折地反映了印度，佛教三藏的大致发展、演化轨迹；海路中、西两个僧人群体虽共同致力于佛典翻译，但相比较而言，中国求法僧之翻译活动更具目的性和针对性；从整体来看，海路僧人在佛典律藏和密教典籍的引进和翻译方面有其特殊的贡献和作用。　　佛教人华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海路僧人的活动则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南海道佛僧群体的活动，前人已做了较多研究，本篇书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贤言之未及，或言之末详之处做了若干探索。【作者简介】　　何方耀，男，湖北荆州人，1961年出生，史学博士，教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1982年1987年任教于西藏拉萨中学，1990年2006年任教于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2006年9月调入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工作。主要从事民族、宗教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山大学学报》、《九州学林》、《学术研究》、《西域研究》、《广东社会科学》、《华学》、《普门学报》（台湾）、《岭南文史》、《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民族宗教、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40多篇，编撰或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华佛学通典》、《广东宗教志》、《广东宗教简史》等有关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方面的著作近十部，本人所承担部分约8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