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

来新夏序

自　　序

第一章　绪言

一、从《马关条约》谈判的一桩往事说起

二、20世纪60年代中叶台海盆地“波斯湾”的发现

三、超级石油矿苗吊起“饥渴野兽”之胃口

四、以史为鉴，不可忘却《马关条约》的切肤之痛

第二章　中国人民原始发现、命名并领有钓鱼列屿

一、钓鱼列屿的地理状况

二、14世纪中国人民首先发现钓鱼列屿

三、钓鱼列屿系由中国方面命名

四、中国人首先发现并命名钓鱼列屿的原因

五、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中国发现钓鱼列屿即已将其纳入版图

第三章　位于赤尾屿、古米山间的“黑水沟”（冲绳海槽）系“中外之界”

一、官方文书册封琉球使录的性质及其意义

二、古米山系“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

（一）1534年，陈侃明确记载福州至古米山之间所经岛屿，强调“古米山，乃属琉球者”

（二）绿间荣教授对“属”字提出了“创见”

（三）1719年，册封副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明言古米山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

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

（一）且看奥原敏雄们如何在“界”字上大做文章

（二）石井望副教授弄巧成拙，帮了倒忙

（三）析奥原氏所谓两不管“无主地”之荒诞无稽

四、“沟”“郊”--“中外之界也”

（一）册封使录不绝于书的“沟”及其含义

（二）古代琉球、日本方面同样确认这一自然疆界

第四章　钓鱼列屿与明清两朝巩固海防休戚相关

一、洪武帝的“备倭”战略及坚壁清野的实施

二、明初，靖海侯吴祯曾率剿倭舰队，将倭寇由福州经钓鱼列屿海域，驱赶至“琉球大洋”，五百年后犹为琉人所称道

三、嘉靖帝“移谕日本”的决策并招募两批赴日特使

四、有关“国客”郑舜功及其所撰《日本一鉴》的补正

五、《日本一鉴·万里长歌》确言钓鱼屿为台湾所属“小屿”

六、16世纪中叶，明代抗倭最高军政长官胡宗宪将钓鱼列屿正式划入海防区域

七、迄至19世纪中叶，清代官方图籍屡屡宣示钓鱼列屿系中国海疆，琉、日两国从未提出质疑、异议或抗议

第五章　剖析“日本固有领土论”两条“法理依据”之非法无效

一、两条“法理依据”之出笼与发酵

二、将《日皇十三号敕令》作为“领有”的“法理依据”，1970年代业已被证伪

三、中国对钓鱼列屿和平行使主权五百年后，1879年日本对该岛屿“开始抱有领有意识”

四、1885年日方到钓鱼屿“踩点”，遭到9月6日《申报·台岛警信》当头棒喝

五、1885年时日本朝野人士如何看待“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的钓鱼屿

（一）大城永保、石泽兵吾称“久米赤岛即赤尾屿，久场岛即黄尾屿，鱼钓岛即钓鱼台”，并非日本人的新发现

（二）冲绳县令西村捨三认同上述看法，并对“一经勘查即行树立国界标志，不胜担心之至”

（三）外务卿井上馨转述钓鱼屿乃“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并说服内务卿山县有朋，树立国标“当以俟诸他日为宜”

六、盛宣怀与钓鱼屿--甲午战前钓鱼列屿之属中国领土的一个旁证

七、《马关条约》割让钓鱼列屿考

（一）日本等待九年之久“今昔情况已殊”的“良机”终于到来

（二）钓鱼列屿与《马关条约》的关联

（三）有关日本攫取钓鱼列屿源于《马关条约》举证种种，历史宣判了“1·14内阁决议”的非法和无效

八、结束语

附录1　钓鱼列屿有关史实大事记（1372-1895年）

附录2　图版索引

附录3　梁志建：德语区史地学家及以凯尔森为代表的法学家与钓鱼岛研究之关联考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运用史学、考据学，兼及国际法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史论结合、研究视角创新，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史料舆图的爬梳整理，去伪存真，客观研读，使本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为进一步论证“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之立场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书中以日本方面的诸多主要观点作为讨论和批驳的对象，切中要害，突出重点。在客观叙述中国人民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中国历代政府有效管辖钓鱼岛的同时，深刻分析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经纬。从史实和法理两个方面的理论高度予以阐释，进而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若干谬论，否定了日本方面的所谓依据，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1994年版，获得学界的高度认可和推荐，成为研究钓鱼岛问题必备的参考书。
　　本书系增订版，对1994年版进行了必要补充和订正，十分可贵的是，《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不仅仅针对奥原敏雄的观点进行研究，而且增加了对若干日本学者观点的研究，比如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目《石井望副教授弄巧成拙，帮了倒忙》。此外，书中新增了第五章第七节《〈马关条约〉割让钓鱼列屿考》，不仅厘清了《马关条约》与钓鱼岛的关系，而且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整。本书是目前钓鱼岛研究学术领域一部难得的重要论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见，而且对于维护我钓鱼岛主权，服务于我外交，均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是目前钓鱼岛研究学术领域一部难得的重要论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见，而且对于维护我钓鱼岛主权，服务于我外交，均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