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候

第一章回首30年我们有最好的农民

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

二、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

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四、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

第二章新农村建设的大气候

一、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表象、阻力与突破口

三、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

四、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

五、“菲律宾道路”走不得

第三章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展望

一、地根经济与地根政治

二、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之优越性与越南之比较

四、土地重要，但不是首要问题

五、“一分就富”“一分就绿”的林改神话

第四章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乡镇体制的变迁与重建

二、乡村治理的困境

三、农民组织化的政治意义

四、村民委员会的改革与创新

五、乡镇干部与乡镇改革

第五章新农村新金融

一、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

二、农民合作互助金融发展现状与对策

三、为农民的金融权利辩护

四、试验和启示

第六章粮食与农产品安全

一、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

二、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

三、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四、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

五、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

第七章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常青

一、让农民成为“三农”政策的决策主体

二、开发式扶贫模式该检讨了

三、假如给我2万亿

四、给我200亿，也行！

第八章几篇扶贫日记

一、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二、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

三、百年石门坎

跋

后记

前言

一直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同志，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在农村基层工作，但仍然把下农村基层搞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昌平同志对农村有调查，有了解，而他又善于思考，所看、所思、所想后，就一定要说话，一定要发言。他要说的话，就形成了一本书。书稿出版前，他送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不是农村问题专家，应当说，对农村问题没有研究。但是，60多年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党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社会才能安定。

从建国60年的历史来看，1949年至1955年，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村在一场大的战乱后，迅速地恢复了元气。而到了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我们就开始逐步地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到了1958年，我们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应当说，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对农民欠债了。

人民公社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相当大比例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顺应亿万农民的要求，连续发布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改革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工农、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农村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2000年3月，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同志，看到了这些问题，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将其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言；“三农”问题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农村问题老专家、我的老朋友杜润生同志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李昌平同志能做这“第一个”，说明他是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

离开基层以后，李昌平同志继续保持了这种责任感，他不断地在农村搞调查，继续进行研究。这一本新书，就是他近一两年来的研究成果。

翻看了这本书后，尽管他在书中的观点不能完全代表我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书中所弥漫的那种对国家饱含责任感的情怀，依然让我很感动；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可以引起诸多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尤其在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建议，作为政策的参照，而这也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是为序。

后记

这是我在国内出版的关于农民的第三本书。

我一直告诫自己，为农民写书，写农民能读懂的书，写没有废话的书。

当我最后一遍改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本书的有些话语或词汇会让农民，甚至基层干部也看不太懂。我不得不承认，在城市里和主流话语打了八年交道，已经被主流话语“污染”了。为此，我深感不安，甚至有道德上的负罪感。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到处跑，做与农民相关的事，说与农民相关的话，写与农民相关的文字。一是可以混饭吃。做别的也是混饭吃。对我而言，混与农民相关的饭吃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二是想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权利，为农民争取好生活。因为，我爹我娘、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我自己虽然在北京生活八年了，每年缴的税也不比市长少，但也是一个“农民工”。为农民就是为我自己，就是为我爹我娘，就是做孝子。这样想，对自己有好处，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不觉得人生无聊了。

所以，思考农民的前途，已经是我生活意义的最重要部分。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近乎是“普世真理”。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了30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中国必须减少农民！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这么低，“农民工”怎么可能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月工资只有数百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低保户”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啊！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我暂且称之为“李昌平难题”。

较少人口的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显然不适合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我花了近20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点道理。其实，这道理并不深奥，“生产过剩”、“供大于求”、“买方市场”等等，这是初中政治经济学常识中讲过的道理啊！

我曾经是个强烈的全球化主义者，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说“昌平至少是个右派”。我现在虽然算不上反全球化者和反新自由主义者，但我认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跳出左右之争、跳出意识形态话语思考中国农民的出路。告诫自己多关注问题，少谈主义；多接触实际，少谈理论；做实验，少开方子；只对事，不对人。老实说，这只是自我解脱，我也没有做到。正如我的一些朋友所说的一样，我现在思想还比较混乱，更没有找到中国农民的出路。

我和社会底层人打交道多，看到听到的不平、不公、不义的事情多了，碰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事情多了，常常会激发起使命感，不站出来“喊几嗓子”，常常睡不着觉。这本书，就是我经常“喊几嗓子”的积累。

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和教课的时候，都会申明自己是站在农民立场的，所以，观点可能是片面的。我自以为这本书也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也会片面，甚至有不少谬误。

我虽然说本书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但也不一定会得到农民广泛的认同。因为中国太大，中西部、东部、东北、城市郊区的农民差异性太大，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农民，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引发更多人关注农民问题，并参与寻找中国农民的出路，从而变成一种大势所趋。

2009年2月2日

　　本书根据作者数年来的思考沉淀，结合当下重点热门话题，融入其对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政策变化的最新观点，一气呵成地展现出作者对“三农”问题体系化的整体见解，延续了作者向总理说实话、向百姓说真话的仗义执言的代言者形象。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本书充分涵盖了三农问题的各大主要方面，包括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回顾，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道路，新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新农村治理制度建设，新农村金融建设，粮食与农产品安全问题，话语体系沟通，扶贫方式探讨等，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猪肉价格飙升等最新事件，以及三中全会文件、中央一号文件等最新政策，为您展现一个特殊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作者简介】　　李昌平出身农民，从1983年到2000年先后四次在湖北省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后的农村改革全过程。1989年7月，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1997年9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2000年3月上书朱总理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得到政治局常委集体的高度重视，引发湖北等地农村改革；2002年元月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三农”问题由此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01年9月2003年10月，就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记者、编辑、执行主编、农村版副主编，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其间著作《我向百姓说实话》；2003年10月至今，就职于香港乐施会，任西南项目官员、乐施会中国部顾问，兼朝鲜项目高级专员；2006年7月至今，受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2003－2008年，有专著《中国农村状况》在日本、越南出版；在国内外发表文章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