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第一章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明治维新

德川幕府

被迫开放门户

倒幕运动

明治维新

侵略台湾

入侵台湾-

《北京专条》

吞并琉球

侵略朝鲜

唇亡齿寒的“宗藩”关系

日朝《江华条约》

朝鲜的壬午兵变

日朝《仁川条约》

朝鲜政坛的再次分化

日朝《汉城条约》与《中日天津条约》

出兵朝鲜

东学党起义

日本的战争陷阱

清王朝幻想国际调停

甲午战争

被迫仓促应战

平壤之战

黄海海战

退守威海

旅顺大屠杀

《马关条约》

三国干涉还辽

八国联军侵华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的暴行

日本扩大侵华

《辛丑条约》

日俄争夺加剧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俄国对朝鲜的全面控制

日本与英美结盟

日俄战争

第二章日本扩大侵华

对德宣战出兵山东

日德战争的背景

日本出兵山东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秘密签订“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提出

日本对袁世凯的最后通牒

“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的提出

“西原借款”与段祺瑞的统治一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牺牲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

五四运动

加强控制中国

扶植张作霖

物色其他代理人

勾结土匪

所谓“胶济铁路匪情”

临城劫车案

制造济南惨案

蒋介石的二次北伐

“五三济南惨案”

占领东三省的前奏

结束同张作霖的蜜月

暗杀张作霖

第三章大规模侵华的序幕

策划“九一八事变”

田中奏折

中村事件

“九一八事变”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从煽动“满蒙独立”到筹建“满伪训国”

两次“满蒙独立”

建立傀儡政权

溥仪粉墨登场

“满伪洲国”

汉奸金碧辉与“一二八事变”

金碧辉其人

策划“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抗战与《淞沪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山海关之战

热河沦陷

喜峰口大捷

古北口之战

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与李大钊

组建民众抗日同盟军

多伦之战

悲壮的余波

日军入侵内蒙

外蒙独立

炮制“内蒙军政府”

傅作义将军的“四不”

百灵庙大捷

日军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

宋哲元与丰台事件

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

西安事变

第四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

“卢沟桥事变”

“八一三事变”

“八一四空战”

八年抗战（上）国民党正面战场

淞沪会战

太原保卫战

血战台儿庄

武汉会战

南昌会战

桂南会战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敌后抗战

平型关之战

阳明堡之战

韦岗之战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百团大战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八年抗战（下）战备反攻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浙赣战役

常德战役

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

敌后战场的反攻

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疯狂屠杀中国平民

“731”部队的细菌战

残酷奴役中国劳工

大肆掠夺中国物资

疯狂掠夺中国文物、珍宝

隐匿、侵吞赃物

第五章战后中日关系

冷战格局

美国扶植日本

不彻底的远东国际审判

右翼势力沉渣泛起

一波三折

日台媾和

民间贸易

中日邦交正常化

右翼势力制造事端

钓鱼岛事件

教科书事件

参拜“靖国神社”

光华寮案件

结束语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中日关系主要文件选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19世纪中叶，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同样面临着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并迫于军事压力于1854年（清咸丰四年，日本宏政元年）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国门。感受到外部压力的日本统治者却很快就开始效法西方，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开办新式学校，此即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自身尚未挣脱西方列强奴役的日本已经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1870年（清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派遣使者来华，要求同中国签订包括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到了1874年（同治十三年），三四千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台湾府登陆，企图霸占台湾，只是由于清政府据理力争，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及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心存疑虑。才迫使日本政府在得到清政府的赔款后撤军。日本侵略台湾后，美国驻日本公使表示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并通知美国驻厦门领事逮捕为日军服务的美国人李仙得：而英国也认为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不符合国际公法。

为了再次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统治者始终把扩军备战作为国策。据日本《新报》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初五的报道：日本政府效法西方列强“不惜经费，增造大小兵舰”，如巡逻铁甲、军舰、鱼雷艇等，“统共吨位。计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吨，共计日洋四千六百七十九万七千五百十四元”。

此时，由于俄国对东北亚的扩张而同英美之间矛盾加剧。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英、美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压制变为扶植，俄国皇太子到日本游历时被日本巡捕刺伤就是一个信号。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凸现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当日本侵略者把甲午之战强加给清政府时．日本的侵略扩张已经得到英美等国纵容、支持，而《马关条约》中有关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的规定，就反映了英、美等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要求．因为以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具备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能力。

高达2亿两白银的赔款以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大片国土的条款对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仅赔款一项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赔款的6．5倍有余。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银元2100万，当时中国并不造银元，用的是进口银元，每个大的含银7钱，小的含银1钱7，即使全都支付大银元。2100万元折合白银1470万两。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英、法的赔款白银各800万两，合计1600万两。甲午战争之前累计3070万两的赔款，与《马关条约》中的2亿两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2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日本从巨额赔款获得发展基金，其中一半用于扩军备战，另一半用于建立银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投资重工业、发展教育。而日本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则为其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扩张奠定了基础，如为争夺中国东北所发动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扶植皖系、奉系军阀，策划“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必然上升为主要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野蛮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杀害的中国人3500万，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均按照1937年的比值计算）。

然而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政府基于“冷战”、遏止共产主义的需要。急于把日本变成反共堡垒，因而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只有极少数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处决。而当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美国政府甚至还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返日本政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坛上的右翼势力一直相当猖獗。

研究日本的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曾尖锐指出：“冷战结束了。无论美国当时怎么认为的，现在都有必要对冷战进行彻底的反思。”“对冷战进行彻底的反思”自然也就涉及美国竭力扶植日本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等一系列问题，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不过是一系列现象。问题的关键是，二战后的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均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罪行及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一个像样的反省。

不了解历史就会迷失方向，回顾历史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今天。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以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为切入点，对历史进行比较彻底的梳理与总结，客观地分析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以史为鉴，正确对待今天的中日关系。

后记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校长的指导，也得到香港方润华先生的资助，特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卷首语与结束语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桦教授、历史学院李景屏教授撰写，并负责全书的审稿、修订与统稿；本书第一章由谷敏撰写；第二章由王琳撰写；第三章由王青芝、王照兰撰写；第四章由王青芝、王益平撰写；第五章由夏艳撰写。

本书所用照片除实地拍摄外，转引自《清史图典》《宫女谈往录》《九.一八事变丛书》《山西抗战口述史》《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中日关系三十年》《靖国神社揭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民国档案》以及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的《南京大屠杀》等。

本书撰写历时13个月，其间对书稿进行4次删定、修改，堪称是呕心沥血。但参加写作的同人，也从无数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牺牲中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时至今日，尽管人们的价值取向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在争取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过程中，都应该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

　　本书以档案、口述历史、日记、媒体报道为依据，参照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详细剖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外侵略扩展政策及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揭露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的侵华暴行及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与巨大损失。不了解历史就会迷失方向，回顾历史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今天。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以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为切入点，对历史进行比较彻底的梳理与总结，客观地分析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以史为鉴，正确对待今天的中日关系。　　本书以档案、口术历史、日记、媒体报道为依据，参照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详细剖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及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等，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种种问题，为了解最近100多年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