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的獒

前言

这是一部我收藏了许多岁月的小说，我一直不敢触碰它，但时常怀想。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述1966年的这一段经历。这么多年来，它和我一起生活、生长，一同慢慢地老去。那种曾经的惨烈，心灵的伤痛，找不到伤口的惨烈与伤痛，常常在无眠时分，如虫咬般咬噬着心中柔软与创伤部分，让无眠充满着黑暗。

就这样，它在40年的时光中，由青涩而成熟。终于2006年，我开始看见了这部小说的蓝图，听见它匆匆而来的脚步声。而最先唤醒我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的，竟然是一只狗，一只叫“远方”的獒。

1966年，最值得我依恋的，是一只叫远方的狗。我和这只狗共同拥有一个出入口。我住在大院里，大院门口有红卫兵把守。我宁愿从远方出入的狗洞爬进爬出，而不愿意从大院门口，在红卫兵们审视、轻蔑的目光中，毫无尊严地进出。因为这个狗洞，我愿意做一只1966年的獒，一只天狗，而不愿做一个直立的行走着的人。我愿意如实地记录下那个年代，一个15岁的孩子那种屈辱的感受。我并不以为那种感受有多么卑下卑微。相反，他是心存着一种傲气与尊严的。

这是我第一部以第一人称写作的长篇小说。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多多少少有着自传的意味。但这一部就不仅仅是意味，而是一种近乎真实的记录。但依然是一部小说。我更愿意读者把它当做小说来读。这样更有况味。

它也许太过真实了。我并不讳言这种真实，基本上来自我15岁时的人生经历。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相关的人事。我在写作时捧出的这些真实，恐因我的笔而走样，故我要求自己依照人物的真实姓名，如实还原曾经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经验。直到小说完稿时，我才把这些真实事件的人物所涉及的真名真姓略作处理，并在此以“纯属虚构”声明，以防对号入座。我之所以敢于如此坦白，皆因为我有着某种自信，自信我对小说涉及的所有人事的描述与评断，都出于一种善良的祈望，即便是有所臧否，我也努力予以客观的表达。

小说最终要实现的，其实也很简单，在非常年代里，孩子和他的父母的心灵对话，是如何被剥夺、扭曲乃至消灭的。在一个并不自由的年代里，以独白的方式，幻想着自由的心灵对话。是一封期待发出却没有地址，只好写给天堂的信。这封信，渴望让天堂里的人们包括我的父母，能够听得见它的声音。

1966年，是一个迷乱迷失的年份。国家、民族集体地迷失了。我期望写出这种迷乱迷失，家庭与个人心灵的惶惑与伤痛。

每个人，都必将从这场浩劫中，收获一个后果。也让每一个人明白此种前因。报应不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和办法，简单的光明也不一定取代复杂的黑暗，前者是物质而后者是精神，它们无法平衡也无法同一。但是，有一点我想我是做到或悟到了，那就是小说不在抚伤而在舔舐中刮骨疗伤。

我不想臧否那个年代，我更想窥探那个年代人心的秘密。小说里每个过去时代的人，最后都迷失在时光中。

怀想遗失的苏州街、遗失的城和村庄、遗失的饮马滩、遗失的远方，那些遗失的时光、遗失的风景、遗失的民俗风习、遗失的伦理礼仪、遗失的传统文化，令人唏嘘……

1966年，“文革”狂飙的突飞猛进，打破了一座沿海小城的平静。无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渔民，甚至是残障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斗争的漩涡。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亚雷——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不得不屈辱地面对父亲被批斗、母亲被强制学习的现实。为了寻找自由，他想到了偷渡，并且付诸实施。但由于走漏消息，偷渡计划失败，所幸在远方——一只藏獒的救助下，他顺利躲过公安局的追捕。但是，其他的偷渡者却没有亚雷这样的幸运，被抓获后，他们被游街、被判刑，完全丧失了自尊与自由。
尽管如此，在见证了一幕幕悲剧之后，亚雷仍然渴望和追求光明。为了离开小城，他选择自愿去海南——在他看来，这是他最好的机会，尽管当时的海南非常贫瘠。
在海南，亚雷经历和见证了一次次生离死别，那些惨痛的青春死亡事件，在亚雷心头刻下终生未愈的伤痕……

触碰几个家族不愿提及的隐痛
掀开“文革”亲历者的心灵档案
直面一只藏獒与一个大时代的回忆
以刮骨疗伤般的勇气，如实记录在大环境下一个15岁孩子屈辱的感受
讲述夫妻仳离、父子反目、挚友背叛、同窗偷渡等带给亲历者难以抚平的创伤
夫妻仳离：恩爱的夫妻，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重压之下，只好劳燕分飞。虽然彼此牵挂，却是咫尺天涯。
父子反目：父亲曾经是自己的偶像，但是，在父亲成为阶级敌人的那一刹那，荣耀变成了屈辱：为什么我不是别人的儿子？
挚友背叛：和蔼的叔叔，刹那间变成了凶神恶煞。他不但出卖了朋友，更将被出卖的朋友踩在脚下，只为自己获得片刻的飞黄腾达。
偷渡逃港：在这座海边小城，偷渡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在香港遍地是黄金的诱惑下，即使是十四岁的少年也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只为万分之一的偷渡成功的希望。
姐弟乱伦：不好的家庭出身迫使这户人家离群索居，在隐秘的小屋深处滋生出罪恶的姐弟乱伦之花。然而，他们却生下一对天使般美丽的儿女，而“天使”却以惨痛的青春死亡事件告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