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穿越历史的迷雾(序)

第辑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草莽中崛起的枭雄

元末三雄大结局

小明王：乱世中的超级玩偶

玩权力平衡木的大师

第二辑辣手治国的得与失

“功狗”们的命运

胡惟庸：“反臣”，还是“棋子”？

胡惟庸案之实质

开国丞相李善长之死

废相与“自虐式勤政”

以猛治国：“猛火烤赢羊”

“说的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朱元璋的反贪困局

恩威莫测的恐惧：所谓“纳谏”与“拒谏”

完美主义的破产

骨未寒，国先乱

第三辑洪武盛世的另一面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不合作即死”：高启被杀传递的信号

在雄主手下讨生活不易：真实的刘伯温与朱元璋

洪武朝：“没有私生活”的一代

争当“教主”的明太祖

八股、文祸与学校同兴

枭雄也有幻灭时：暮年朱元璋

第四辑一代雄主的盖棺论定

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帝国深宫中的“小农”

海禁：寻找虚幻的安全感

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朱元璋究是几流帝王

附录朱元璋大事要录

前言

这不是一本朱元璋的传记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写朱元璋传已失去必要性，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

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那么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正是这样一种初衷，本书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间代史学”：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

说历史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首先，这当然是因为历史本身是有趣的；其次，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可以从历史中各取所需，做皇帝的说“可知兴替”；大臣们说“可明得失”。知识分子说“鉴古知今”；普通大众则说“让人聪明”……

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交，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嬉笑和调侃的东西。于是，理论家告诉我们，在以往单一的“专家史学”之外，诞生了“平民史学”或日“草根史学”。现实又告诉我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坊间打着历史的旗号，卖得最好的书，往往就是“草根史学”。这真是风水轮流转。

我敬重专家史学，专家意味着他对史料的充分占有，意味着专业知识的丰富储备，比如你想得到关于朱元璋比较准确、翔实的知识，还得到专家著作里去找；我也欣赏草根史学，“草根”们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历史推到受众面前，他们仿佛具有四两拔千斤的功力，总能把沉重化为一笑。

对历史感兴趣者中，不是任何人都能当好“专家”和“草根”角色的。因为我的天资和客观条件，我注定成不了专家，同时由于我个人的趣味，我也当不好能够将历史之千斤当四两拨弄的“草根”。那么在专家和草根以外，难道就没有了别的空间？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禁想生造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熟悉当代新诗的人一看即知，这是从“中间代诗人”这个概念中偷来的。不过，我并未像诗歌理论家那样，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一种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我之所以标举“中间代史学”，既是缘于自己做不了专家和草根，也是因为对这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也许正因为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难免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大陆的老一辈专家更存在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外发现，并非专业研究明史的陈建华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对我的启发还在很多专业明史学者的论著之上。有些明史专家的著作，看得出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我们现在读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差了点什么呢？舒芜先生评陈迩冬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闲话三分》时，曾经说过，“说历史要能撄现代人心”。窃以为，不少专家之书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无法“撄现代人心”。你通过披阅史料，把一个帝王的生活描述得非常精细，供给了读者知识，当然不错，但如果无法激发当代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思考，还怎么“撄人心”？而草根史学，则越来越沉迷于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但却因为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带来的硬伤，更常常贻笑大方。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就是要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它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而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它也愿意尽可能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

我这本书就是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一次尝试。我希望它所反映出来的，将是用大历史的眼光、以当代人视角观察得来的崭新的朱元璋的形象。这样一个标准，对我这个天分和努力都不够的人来说真是太高了一点，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能的一点新意

由于我的写作旨趣，故本书或许会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新意：

放弃贴标签的做法。先根据某种先验正确的理论，给历史人物贴上程式化的标签，然后无论这个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标签都会如影随形，万变不离其宗，而不管在具体的场景中，这个标签离基本事实和情理有多么遥远的距离。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是不是就成为了史学家所指称的“明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朱元璋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蜕变”，即前期造反代表农民利益，后来削平群雄则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又比如朱元璋打击富人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利好等等，我都立足于史料提出了个人的私见。私见未必对，但肯定地说，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不是根据某种理论推演、套来的。

对历史中的每一个体平等看待，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由于重集体轻个体的传统，又因为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所以我们向来习惯于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评判，然后得出貌似客观实为冷漠的结论，却常常忽略历史曾经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上演的，这些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的血泪不能轻易被一些宏大的符号所遮蔽。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都是予以盛赞的，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但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逼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21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

“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是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来的。所谓“历史意见”，就是指当初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有关各方对某一人或某一制度意见之反映，所谓“时代意见”，就是指时过境迁，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评论过去时代中的人物和制度。我所理解的钱穆先生的“历史意见”，就是要求论史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不超越历史人物所置身的时代，不以今人事后之高明来嘲弄古人。虽然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时代意见”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读钱穆先生的书，就知道，他是偏重于“历史意见”的。而本书写作，则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这不仅仅因为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套话，更重要的是，对朱元璋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以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观照，说出我们的“时代意见”，其中全无讥诮和炫耀高明之意，而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试举一例，关于海禁，我们讨论这一历史事实，固然应该分析当时客观情势，和海禁所发挥的一些现实作用，但它对后来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极大负面影响，如果不结合今人关于当时全球局势的了解，予以重新认识，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努力避免情感的渗入。在中国历史上，在帝王行列中，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人物，几乎到了褒者扬之升天，贬者抑之入地的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差地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论史者不同的境遇、立场和诉求，对这个历史人物寄托了迥异的情感，或者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联想。而我则努力避免这一点，只是把朱元璋当作一个冷静观察的客体，史料是怎样记载的，我自己看到了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无论好坏都心平气和地摆出来。自然，人的眼力有优有劣，看走眼的地方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批评。

　　国内第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国内第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帝王的书；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国内第一本叙述平易，又有很强的思想性、批判性，且避免了学术硬伤的皇帝读物。　　本书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堪称这条原理的最形象的阐释。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不能不承认，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整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完全能够想象，当事人明太祖从中获得了多么大的心理满足……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　　在物质享受上，称帝后的朱元璋，其场面肯定是无与伦比的，身旁的儒生也早已给他制定了一整套象征帝王权威的礼仪，他的举手投足，乡土味都越来越淡，但其视野还是走不出他少年时的那个乡村，其治国的理念仍然牢牢地建立在小生产者理想的基础上。　　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和成绩，但其却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影响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忘怀。【作者简介】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家居湖北宜昌，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好读书，不求甚解，偶作文，但慕适意。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主要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宁为愤青，不做犬儒》(即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