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王妃

>>>　《今日美国》2006年度好书 :不存在的女儿序

第一部古代

第二部现代

后记

资料来源说明本书的创作灵感源于两个世纪前用朝鲜文写成的一本宫廷回忆录。但与小说后半部的女主人公霍利威尔教授所不同的是，我读到这本《王妃回忆录》不是在盘旋于三万六千英尺高空的飞机上，而是在伦敦一座阳光明媚的花园里。相同的则是，我和我这位现代的女主人公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竭尽全力，力图探究它给我和霍利威尔教授所带来的强烈冲击的实质所在。我读到这位王妃的故事纯属偶然，而一旦结缘，她便深深烙入我心，挥之不去。她牢牢攫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她让我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她，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她似乎有求于我，但所求为何却很难说清。我几度踟躇，打算不理睬她，撇开这道难题，而她却不依不饶。

我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一部风格别样的小说。因为我是小说家，写小说是我的工作，不过，成败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清楚这么做是否合乎她的心愿。她寄望于我，但也可能我未能满足她的期望。很可能她会对我在写作中的自由发挥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好在她早已作古，对此也无法置喙，而读者怎样去理解和诠释这个故事则更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但我必须申明的是，在为之倾注心血的过程中，我对她的故事所具有的震撼力，对她在漫长人生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充满敬意。

我还要向另一个人表达相同的敬意，她就是《王妃回忆录》最新英文版本的译者贾云.金.哈鲍什教授。不仅因为她的译本生动形象，还因为她对朝鲜该时期历史的研究为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源。正是她多年的潜心研究，成功地使洪玉英这个历史人物鲜活地呈现在当代人眼前。我想，她肯定跟我一样沉迷其中，被玉英王妃的魂灵附体了。

大量借用《王妃回忆录》中的材料，这让我多少有些于心不安。但借用素材对小说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所写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都免不了借用。这就保证了你读到的所有内容均有据可考，绝非空穴来风。

至于我对原资料的具体改动和处理，就不在此赘述了。某些方面的处理我自信是成功的，某些方面则未必尽然。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很多地方是我对历史的演绎，而不是照搬史实。历史故事可以有多种演绎，我呈献给读者的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是贾云.金.哈鲍什教授提供的材料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但她对我小说的故事演绎和创作基调并无影响，她只是对作品的编辑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一些已被我采纳。我想，身为史学家，她也许不会愿意与小说的虚构与想象有任何的瓜葛。如果书中出现史实方面的错误，不论这些错误是无意犯下还是有意为之，都由我独自负责。我对她的工作怀着由衷的敬意。

第一次读《王妃回忆录》，感受最强烈的是主人公个性的鲜明、其叙事的清晰直接，完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它比回忆录里所讲事件的惊心动魄更令人称奇，使我不能不掩卷反思，我们现代(及后现代)对普救论和本质主义的质疑是否合理。回忆录中的王妃表现出一种渴望，似乎亟欲向后世倾诉。永别尘世后，她已彻底摆脱了文化的羁绊，她可以畅所欲言；永别尘世后，她成了一种奇特的生命现象的代言人。跟霍利威尔博士一样，我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但我确实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妃依然活着。

我想我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总有一些作品会比它们的作者生命力更强。我指的既非叙事技巧，也非文学才能，尽管这两者王妃都已具备。在我看来，她冲破了时代的束缚，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在我们这个推崇文化相对论的后现代时代，这应当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话虽如此，我感觉做此结论之前仍须调查，本书便是我调查研究的成果。

也许我得特别申明一下我的创作意图，因为跨文化的题材是最难把握的，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偏差。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我借王妃之口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并不意味着是在真实地再现她的人生。她的“声音”和她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而这“声音”已不仅仅属于她一个人，它已成为一个混合体，其中包含了我的“声音”、霍利威尔博士的“声音”，当然，还有回忆录各位译者及评论者的“声音”，而所有这些人都会对王妃这个人物做出不同的诠释，都会给这个人物涂上不同的个性色彩。我无意描写朝鲜文化或重现18世纪晚期朝鲜宫廷的“真实生活”。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关于生存的本质，关于世界性跨文化的人性存在的可能。王妃只是我探索的起始而不是终结。我们的这位王妃是位读过伏尔泰的女性。我相信，从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对于伏尔泰对宗教和君主政体的态度她是知之甚深的。

我不知道王妃是不是爱她的子女、丈夫和公公，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断。我们知道人会按习俗行事，但说不准习俗的支配力有多强。我相信没人能给出答案。我在小说里设计了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不知是否符合史实，但至少还找不出证据来否定其真实性。我甚至也不清楚喜鹊(它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朝鲜到底是象征吉祥还是象征厄运。我曾花了很多时间琢磨喜鹊的文化象征意义，最终仍不得要领。权威们对此也各说不一。通常的说法是，在中国和朝鲜，人们认为喜鹊给人带来喜讯，而西方人则相信，见到喜鹊就会倒霉。王妃为什么会把喜鹊视为凶兆呢?这实在是个难解之谜。

《王妃回忆录》最早的译本里，在命运交关的时刻，出现的是一群渡鸦而并非喜鹊。渡鸦和喜鹊同属鸦科，但终归不是同一种鸟。我不知道那天作为凶兆飞临的到底是什么乌，但我有理由揣测，译者之所以把它译作渡鸦，是向《麦克白》致敬。小时候，我有一件红色天鹅绒套装，只有参加派对时我才舍得穿它。有可能这是拣别人穿剩的，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属于我。它的紧胸衬里是用另一种更轻更薄的材料做的，上面织有小小的粉红色蔷薇花蕾。我太爱我的这件红衣服了。

要不是王妃提到她对红绸裙的渴望，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她的故事做出回应。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此时此刻，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就穿着一身红衣。假如她不提到红绸裙，我就不会被她诱惑，也就不会有你刚刚读完的这部小说。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2003.7.17

　　《大长今》之后英魂不散的朝鲜《红王妃》灵魂附体、时空倒错的人类女性困境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我借王妃之口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并不意味着是在真实地再现她的人生，描写了朝鲜文化或重现18世纪晚期朝鲜宫廷的“真实生活”。主人公个性的鲜明、其叙事的清晰直接，完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它比回忆录里所讲事件的惊心动魄更令人称奇。回忆录中的王妃表现出一种渴望，似乎亟欲向后世倾诉。永别尘世后，她已彻底摆脱了文化的羁绊，她可以畅所欲言；永别尘世后，她成了一种奇特的生命现象的代言人。　　在18世纪的朝鲜，一个普通小女孩被选作了王妃。虽然从此便可肆意享用美玉丝绸和珠宝，但她却如履薄冰，因为她的丈夫　　思悼王储精神失控、行为异常，甚至会无端杀人。她的一生扑朔迷离，凄婉撩人。　　两个世纪后，英国女学者芭芭拉.霍利威尔在前往韩国首都首尔的飞机上读到了红王妃的故事，并被深深震撼。红王妃的亡灵选中芭芭拉来继续她凄迷的人生，永恒的探索……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有多部反映女性心声、探问女性理想生活道路的优秀小说问世。代表作有《夏日鸟笼》、《磨砺》、《金色的耶路撒冷》等。她曾担任英国国家图书联盟的主席，主持编辑了《牛津英国文学辞典〉，在文学界享有相当的权威。获得过布莱克纪念奖、爱.摩.福斯特奖、莱斯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并因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于1980年获英国最高级巴忍爵士头衔（C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