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别传

代序温梓川晚年所著的《郁达夫别传》

自序

第一篇早年的诗纪

第二篇童年

第三篇中学时代

第四篇在日本

第五篇和日本人的往还

第六篇脱离创造社前后

第七篇郁达夫的几个朋友

第八篇与“左联”的恩怨

第九篇从北京到上海

第十篇风雨茅庐

第十一篇抗战前后

第十二篇在新加坡三年

第十三篇逃亡到苏门答腊

第十四篇当了日宪的通译

第十五篇第三次结婚

第十六篇遇难前后

第十七篇郁达夫和女人

第十八篇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

第十九篇郁达夫的作品及其他

第二十篇郁达夫致死之谜

附录

几个问题（郁达夫）

槟城三宿记（郁达夫）

覆车小记（郁达夫）

沦陷期中的怡保（刘宾仪）郁达夫是中国杰出的第一流优秀作家，成名很早，当年他以一部处女作《沉沦》震动文坛。在初期创造社诸子中，他是多才多艺的一员，他先后写过四十七篇长短篇小说，他的散文、他的游记和他的旧体诗，都是上乘之作。我开始读他的小说是《薄奠》，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把他全部的小说都先后读过几遍。我觉得他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和《迟桂花》在小说艺术上，都可说是精品，也因此奠定了郁达夫作为小说家不朽的名声。他的小说大多数都写得很散漫，似乎不大重视结构，有点像一九三0年去世的英国作家劳伦斯(D.H.LARwANcE)的小说。他虽然不写新诗，但他的旧体诗流露横溢的才气，使他留下了诗名。他的诗，俞平伯虽然批评说很浅，但是喜爱的都认为他的诗可以和黄仲则、龚定庵等人媲美。所以，他给人看成诗人的成份比文艺作家的成份来得多。无疑的，他的诗会成为不朽的作品。

我和他的交情是介乎师友之间。一九二八年问，我在诗人汪静之家和他认识，以后时相往返。有一次，我问汪静之先生，我们可不可以邀请郁达夫来教书。他很同意。我就请他为我们向郁达夫先容。当年，我们本来打算邀请徐志摩和郁达夫来教书。我们向校长申请，结果徐志摩得不到校长的批准，理由是徐志摩行为浪漫。至于郁达夫，则允许我们向教育部申请，结果教育部不批准。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后来我们跟郁达夫谈起，才知道他和当年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有过节。原来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因和朱家骅意见不和而离开。郁达夫回到上海在创造社出版的《洪水》，用笔名“日归”发表了一篇《广州事情》，对朱家骅颇有微词，造成了过节。

后来，大约一九三三年间，又有同学邀请郁达夫到暨南大学教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按照前议批下来，当然又是不准了。加之苏雪林教授发表了一篇指责郁达夫是色情作家的文章《黄色大师一一郁达夫》，认为郁达夫不足为人师表。她极力表示反对。因此，郁达夫终其身未尝在国立大学当教授，也就是这个原因。后来郁达夫写了一篇所谓《自传也者序文》，有“朱家骅，王世杰辈‘白手相逢犹安剑’”的话，同时，他对苏雪林也说了不客气的话，并非无因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英军重返马来亚，华文报章先后复版。我在报上看到郁达夫在苏岛失踪的消息，大为惊讶。当时我认为恐怕是谣言误传，不足凭信。后来，我们向槟城盟军司令调查，得到他的回复，才知道郁达夫确确实实是在九月十七日失踪的。所以后来看到许多哀悼的文章，才知道他因为知道日本宪兵部的秘密太多才遭害。后来我读到《马来亚抗日战争史料》，内有一篇刘宾仪写的《浩劫中的怡保》，对日本宪兵部的内情有详确精辟的报告，使我了然日本宪兵部的作为，可以作为郁达夫之死的参考资料。作者刘宾仪和郁达夫同样的遭遇，因救人得罪日本宪兵而遭杀身之祸。刘宾仪的运气较好，在和平还没到来，他所得罪的宪兵一直住在苏岛直到和平都没有他调，相信这是最大及最正确的死因。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郁达夫去世后，我先后在国内外报章上所收罗到的记念郁达夫的文章，不下百篇。我当时想编订一本纪念册出版，后来在上海《申报》看到北新书局征求郁达夫的遗文和纪念性的文章，预备编订郁达夫全集，因此我把这些文章和郁达夫的遗文寄给北新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先生。我得到他的回信，表示非常高兴，一定编入全集里面，出版后一定寄一部给我。后来，因为内战发生，这件事就没有了下文。

郁达夫死后，大约二十年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别传。我本来想写他的评传，但我发现过去有许多人写过他评传和传记，所以我不想架床垒屋，写同样性质的东西。我写人家所不知道的事迹，以补充不足。我开始发表这本书时，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在黄崖先生主编的《蕉风》月刊发表，由一四三期到一六九期一共一年七个月的时间才发表完竣。想不到台湾有一家报纸全部转载了，把作者的名字改为“文如”。

后来日本专门研究郁达夫的铃木正夫先生到槟城，寻找有关郁达夫的遗迹，碰到我，大家谈起，我问他：“政府派你老远的到这个地方来寻找郁达夫的遗迹，花那么大笔的经费来研究郁达夫，是不是日本的一种赎罪行为?”他告诉我：“不是。他们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战争后牺牲了，实在可惜。郁达夫最像日本人，甚至他的性格和日本人都很相似。”这样使我想起日本人的大男人主义。女子嫁了丈夫，对丈夫必须忠贞，驯服不渝，摒绝社交生活。使我想起郁达夫的“毁家”，多少受了日本人的大男人主义很深的影响所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同时，铃木正夫先生还把台湾报纸转载我这部别传的剪稿给我，告诉我：“文如的文章跟你的大作完全一样的，是不是你在台湾发表的笔名?”他还告诉我：“你的大作发表两三年后，他才发表。”我告诉他：“这个可能是报馆方面转载，不好意思用原名，才改了笔名叫文如，就是文章相同的意思。”近年来，我添了几篇续稿先后在《南洋商报》发表，现在都一并编入本书内，已成完璧。

最近几年来，日本出版关于郁达夫的著作有：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稻叶昭二的《郁达夫早期的诗歌》，铃木正夫、伊藤虎丸、稻叶昭二等人编的《郁达夫资料正续编》两大本和于昕最近出版的《郁达夫传》。

这几种书都是研究郁达夫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在一九四五年底，我因事到新加坡，在南天旅馆住了几天，在珍珠巴杀附近的街道边的地摊上发现了一方石章刻着“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边款刻着“达夫”二字。看手笔我确定是达夫手刻的闲章。郁达夫精于治印，不大为人所知。我知道他的版权印章，都是他亲手刻的石章。我当时得到这个闲章，喜不自禁。现在我把它印在封面上以供读者共赏(本书印在勒口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达夫来槟城观光，我在宴席上代表同人用书面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返新后在报上公开答复。因此颇引起一些文艺青年的反应，骂他是“逃避现实的颓废者”，是“逃难作家”，和王独清骂他是“早已死去的行尸走肉”，和苏雪林骂他是“色情大师”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达夫说：“文艺工作者不求充实自己本身，本身不求努力上进，只凭骂我以求成名，别想。”(文章不在手头，只求大意如此。)这些恶谥对达夫丝毫无损。他死后却被人誉为“爱国者”“爱国诗人”“伟大作家”“殉国烈士”“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五四精神的代表者”。这些颂词对他不但不过份，却成为他的盖棺定论。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当局命名一条街道为“达夫弄”，建筑达夫的衣冠冢、“双烈亭”和郁达夫纪念馆。出版十二大册的《郁达夫文集》，使他不朽的作品和英名永留人间，以供后人瞻仰，不是无因的。这种殊荣，达夫死而有知，亦当在九泉之下含笑了吧!

　　这是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作者与郁达夫相识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至郁达夫南洋遇难。他以朋友身份撰写的这部传记，二分之一篇幅涉及郁达夫赴东南亚期间的写作生涯、离奇生活、死亡生活、死亡之谜，为郁达夫研究者及热爱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本书是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首发于1964年－1967年马来西亚《蕉风》月刊，刊出后，即引起海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国内属首次公开出版。作者温梓川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作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即与郁达夫相识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至郁达夫南洋遇难。作者以朋友身份撰写的这部传记，二分之一篇幅涉及郁达夫赴东南亚期间的写作生涯、离奇生活、死亡生活、死亡之谜，为郁达夫研究者及热爱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　　温梓川（1911.5.3－1986.10.20）又名温玉舒，曾用笔名舒弟、于苍、丘山、秋郎、山叶、高汉、蘋君、南洋伯、半峇峇等。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祖籍广东惠阳，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早年在马来亚求学，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1926年赴广州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1927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返回槟城，任《新报》副刊编辑。抗战胜利后，出任槟城《光华日报》副刊主编，同时在中学任教。1971年前后，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他在大学诸书期间，与郁达夫、曹聚仁、汪静之等文坛师友交往密切，曾主编《槟榔月刊》，并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上海《开明》《语丝》《暨南校刊》《新时代》《文笔》等报刊。赴南洋后，又写了大量作品载于新马各地报刊，其中最受读者关注的，有记叙上世纪20－40年代上海、马来亚文坛师友行迹的数十篇回忆文章，以及在吉隆坡《蕉风》月刊连载的长篇传记《郁达夫别传》。辑集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美丽的谎》《夫妻夜话》《某少男日记》；散文集《梓川小品》《文人的另一面》《冬天里的伦敦》；诗集《咖啡店的侍女》《梦呓》《美丽的肖像》；译著《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走向桥边的女人》；论著《马来亚研究》《华人在槟城》；编著《恋歌二百首》《山歌选》《郁达夫南游记》《作家的创作经验》《作家的学生时代》《沈从文小说散文选》等。另有与人合作的《南洋恋歌》《血洒黄沙》等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