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译者序言

序言

年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政治差距

政治制度：共同体和政治秩序

政治参与：现代化与政治衰朽

城乡差距：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政治稳定：公民政体与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

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权威的合理化

结构的分离

都铎制度与大众参与

都铎政体和现代化中的社会

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权力、制度和政治现代化

传统政治体制

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

团体同化：多元制对平等

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

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

普力夺社会的根源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突破性

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否决政

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从普力夺体制到公民秩序：军人作为制度建设者

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

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

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

城市与革命

农民与革命

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

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第六章改革与政治变迁

改革的战略战术：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

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土地改革的政治

第七章政党与政治稳定

现代化与政党

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

组织的必要性

新版译后记

前言

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故而，全书充满了对暴力、动荡和骚乱的描述。有些大部头著作，声称要讲“经济发展”，实际上谈的却是经济落后和停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拙著和它们也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们论述经济发展，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发展有所偏爱。同样，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俾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经济发展的指数，比如人均国民总产值，是大家相当熟悉并能接受的。政治秩序，抑或因暴力、政变、起义和其他形式的动荡而没有政治秩序，也是有其指数的，且这些指数还相当清晰可睹，甚至可以有量的规定。正如经济学家们可以以学者身份就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政策进行分析和辩论一样，政治学家们也可以以学术的方式对能够促成政治秩序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辩论，尽管政治学家们在促成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才合法而可取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正如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少，这是我在本书中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构架。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于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本书的写作经费部分来自中心本身，部分来自福特基金会对哈佛大学研究国际问题的资助，部分来自卡内基文明基金会对中心从事“政治制度化和社会变革”研究项目的资助。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会和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教授曾于1966年邀请本人去该校亨利.史汀生讲座发表系列讲演，这就推动我全面发挥自己的论点，从而形成本书的主旨。拙著第一、二、三章的部分内容曾在《国际政治》(WorldPolitics)和《代达罗斯》(Daedalus)上登载过，此次承蒙这两家杂志出版人惠允，重新收入本书。克利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Mitchell)、琼.纳尔逊(JoanNelson)、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Noldlinger)和斯蒂文.R．里维金(StevenR．Rivikin)或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可贵的意见。过去四年中，我有幸参加哈佛一麻省理工学院两校教授举办的政治发展专题长谈会，与会同仁的远见卓识使我在思考政治秩序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曾帮我汇集和分析有关现代化中国家的材料。他们当中，直接对本书写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Alpert)、玛加丽特.巴茨(MargaretBates)、理查德.伯茨(RichardBetts)、罗伯特.布鲁斯(RobertBruce)、艾伦.E．古德曼(AllanE．Goodman)、罗伯特.哈特(RobertHart)、克里斯托弗.米切尔(ChristopherMitchell)和威廉.施奈德(WilliamSchneider)。最后，在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中，雪莉.约翰尼森.莱文(ShirleyJohannesenLevine)不仅充当了能干的助研、编辑、打字员和校稿员，最重要的，她还是个总管，将所有参与这些辅助工作的人拧成了一股绳。对上述各单位和个人给予我的支持、指点和帮助，我谨借此深致谢忱。不言而喻，对本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自应归咎作者本人。

塞缪尔.P．亨廷顿

1968年4月识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后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潘丹榕女士通过互联网找到栖居美国新英格兰小镇的我，着实让我又惊又喜。她说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出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新版中文版，希望采用我们的初译本。

关于这本书，读者可以参看福山的新版序，这里不赘。我只想再次提及为本书中译做过工作的南京大学的校友和二十年前的同事们。

参加过本书翻译的除本人和刘为教授以外，还有原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匡榕榕、蔡佳禾和徐春铭。已故的沈宗美教授校订了全部中文译文，并为初译本写了序言。

王冠华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发展，对现代政治分析做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作者运用自己的理论，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进而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逐个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在被提出近四十年后，我们还能从亨廷顿论点中得出些什么呢？在许多方面，亨廷顿的论断仍被证明是对的。他论辩说，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可以起稳定作用，但增长后的顿挫会造成潜在的革命境况。事实仍然是，不稳定的最突出事例大都发生于现代化初期或遭遇挫折的国家。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