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

1．成长2．几个重要阶段3．写作关键词4．阅读（一）5．阅读（二）6．写作历史

“真理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局部，在局部的时间和局部的空间里，我觉得所谓的真话，就接近于真理。但因为我们文化含蓄性，虽然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嘴上很多时候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一直告诉自己，所谓真话，不说出来等于撒谎；所谓真相，不说出来也等于撒谎。”——毕飞宇《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是作家毕飞宇和学者张莉之间的一次深入而又敞开的对谈，对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毕飞宇的创作经验和阅读历史，是毕飞宇创作历程的口述史，也是他对于创作经验的贴心分享，其中关于作家阅读史的回顾，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苏北少年成长为著名作家由来。毕飞宇的文字始终关注人，关注人和他所处的社会的紧张关系，关注人的疼痛，关注这个社会的病痛，这个几乎可以说从五四以来的一个经典命题，毕飞宇在他的创作中，给予了新时期的承担和回应。《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这本关于文学的对谈，可以看到毕飞宇的创作怎样从他有目的、有意识、有方法的坚守中一步一步绽放、盛开。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异常坦诚和亲和的毕飞宇，在这样互相激发的对谈中，读者常常会遇见言辞和思想彼此照亮的美妙时刻。 1. 屁股决定脑袋张 莉：在设想中，我们做的这个对话录首先是关于作家个人成长的口述史，当然还有他文学世界的生成史、他小说作品的成长史。我们第一部分就先谈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吧。童年经历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我们先谈一下你小时候性格的形成，生活环境。毕飞宇：说起性格就不能不谈父母，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我的父亲有点特殊，身世很迷离，他至今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很年轻的时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这样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柔和，他几乎就不说话。父亲是家里的压力，所以我很少在家里。除了辅导我学习，我们之间真正的对话并不多。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已经是我做了父亲之后的事了。我的父亲对我很放任，除了学习，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他做事情很知识分子气，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很笑人的。有一次，我做了出格的事，打了人，他让我写了一份检查，站到人家的家门口去朗诵，还贴在人家的家门口，这件事给我极其深刻的记忆。父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标准的乡村教师，师范学校毕业的，在那个时代的乡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师范学校的学科很杂，但主要是音乐、体育、美术，什么都学，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什么也不太好。她能说会道，能唱能跳。我母亲很漂亮，性格外向，很活泼，还会打篮球，这在乡村女性中间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身，我估计她是不会嫁给我父亲的。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母亲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能不能活到“文革”结束都是一个问题。我的父亲和我都很感谢我的母亲。张 莉：你觉得自己像父亲还是像母亲？毕飞宇：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的父母都有点像，有些分裂。你很难说我像父亲或者说我像母亲。不过，我热爱运动一定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从会走路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运动。这么说吧，在人堆里头，我有点像母亲，到了独处的时候，我父亲的那一面就出来了，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好几天不说话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闷在那里，好像和谁闹别扭了，其实，和谁都没有别扭，我就这样。张 莉：你父亲好像对理科或者天文什么很感兴趣？毕飞宇：他不是真的对那些感兴趣，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他自己也会总结，他之所以这么倒霉，一是因为写，二是因为说，又写又说，出问题了嘛，他就是因言获罪的。等他到乡下，他既不敢写，也不敢说，没事干了，他对数学、物理的兴趣是这么来的。张 莉：你就在父母下放的地方出生的？毕飞宇：我们家不是下放的，是父亲出了严重问题，送到乡下去的。我就在乡下出生了，一生下来环境就很好，农民哪有那么复杂？不管政治的。我的母亲是教师，你帮着人家的孩子识字、识数，人家就对你好，这是很简单的事，乡下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在村子里，我的父母很受尊敬，他们把对我父母的尊敬转移到我的身上来了，他们对我格外宽容。孩子其实很势利，他能感觉得到。因为这个宽容，我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身上有骄横的东西。孩子其实很势利，不是他胆子大，是因为他知道，你做了什么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张 莉：犯了错没有惩罚。毕飞宇：没有的，一般的事情人家也不告状，在外面打架了，一看陈老师家的儿子，算了。在乡下，大多数乡亲不是看在我父亲的脸面上，而是我母亲。我母亲的人缘极好，我犯错了，人家哪里好意思到“陈老师”那里去告状。张 莉：你小时候做过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或者特别骄横的事？毕飞宇：过了十岁之后，我的情况开始不妙，越来越过分，时常有人来告状。张 莉：比如拿弹弓把人打了？毕飞宇：主要是打人家的母鸡。我的弹弓主要是打鸟的，可是，鸟太小，不过瘾，后来就打鸡。鸡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人家靠鸡蛋生活呢。我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还不是打母鸡，是打玻璃，我们学校的玻璃都是被我打碎的，用弹弓打玻璃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很恐怖，主要是玻璃的破碎声很恐怖。回过头来说，人在少年时代是有犯罪心理的，就喜欢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喜欢听玻璃被击碎的声音。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白夜》，我写了一个坏孩子，用弹弓把一个学校的所有的玻璃都打了，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干的。我的父母哪里能想到是我呢，夜里头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在叹气，我非常紧张，怕，但是也得意。张 莉：你这样说，我想起《平原》，那里的很多乡间儿童生活应该就是亲身经历。也就是些孩子做的坏事。毕飞宇：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坏事的呢？就是村子里有了知青之后，开始干大坏事了。张 莉：什么算大坏事，那时多大？毕飞宇：十多岁吧，反正有知青了，我们一起偷东西。张 莉：偷鸡，还是偷钱？毕飞宇：不是鸡，也不是钱，是吃的东西。我一般不是主犯，主要是跟着。张 莉：那知青也就是二十来岁。毕飞宇：我不大记得了，在视觉上，他们都是大人。你也知道，我是教师家庭出来的，道德观比较强，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非常害怕，得手之后几乎就是狂奔。可是，知青偷了东西之后特别镇定，严格地说，不像偷，更像拿，脚步很慢，一点都不慌。这个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很崇拜他们。张 莉：为什么知青们偷了东西没人找，村里人为什么不去找？ 毕飞宇，生于1964年，江苏兴化人，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张莉：1971年生，河北保定人，文学批评家。2000－2007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代表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三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