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上海“老克拉”

“老克拉”与“老克勒”（自序）

际会老上海

张冰独：南京路的“宣传部长”

李汉民：最后一只“老虎”

金鼓：“我写太阳出来喜洋洋！”

毛楚恩：老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周万荣：和平饭店的老“爵士”

顾联承：“百乐门”舞厅的缔造者

王发良：“摩西会堂”的守望者

业界“老克拉”

韩效良：金业交易界的“台面鬼”

李忠衡：“海上阿叔”的独门美食

水敦高：南京路“水明昌”老红木家什

梅强年：来自澳门的古典钟表收藏家

胡文安：蒋介石的二公子是我的“小跟班”

虞永年：游走在京剧和建筑间的设计师

阿汤：快乐的“吧客”

品艺玩“票”

严桂荣：老城厢的“裱画大王”

屠松鉴：一个百岁集邮者的世纪沧桑

朱卓鹏：散淡的艺林“鬼才”

严德泰：浓墨重彩绘人生

蓝翔：中国第一筷藏馆主

陈慢声：“草根”名琴师

张维焘：大洋彼岸的京剧名票

钱大统：为法国总统作烙铁肖像画的翘楚

前言

近年来，“老克勒”这个称谓突然在上海时兴起来。不论是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是电视台的专栏节日中，都有此公的身影，炙于可热得很!于是乎，一些自以为有些腔调的人，便粉墨登场，言必称“老克勒”，以至于拥趸成阵。

多年前，由于写作几本关于老上海的书，我曾涉猎过百多种的老上二海史料。奇怪的是，我却未曾见过有关“老克勒”的片鳞半爪。面对似成定论的“老克勒”，我惶或不已，就此求教于一些前辈，大多爱莫能助。于是，便对“老克勒”一词便生出了疑惑：何谓“老克勒”?钱乃荣先生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给“老克勒”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老克勒’大致是指那些旧时的优秀白领，温文尔雅，领中外时尚与知识之先，工作勤奋专注，尊重女性，有绅士风范。他们对上海经济繁荣具有独特的贡献。同时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上海社会的文化生活中甚为活跃，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因此，在上海市民的眼里，觉得他们很‘懂经’，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追溯恰如其分，魅力独特。‘老克勒’对中西结合的海派文化的传承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以钱先生之论，如此“老克勒”，别说堪称老上海人之楷模，即便是在今天仍有推崇的空间。不过，此等的上好男人，可有史料支撑否?在我的认知里，“老克勒”一词的出现并不遥远，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老上海”相去甚远，更与“老上海”的历史无缘，连叨陪末座的资格也不具备。

“老克勒”，只是新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条件下的一种人文现象。

“老克勒”，其实并不“老”，他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也就是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之所以定位在这个时期，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众所周知，上海人历来是蛮讲究穿着打扮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它和政治挂上了号。于是，西服、旗袍、三节头的尖头皮鞋、高跟皮鞋，还有首饰，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象征；代之而起的是清一色的列宁装、中山装、青年装。在“左”得可笑的政治高压下，那些在老上海有些家底的、也曾有过几套时尚衣物的人家，便只好将这些“老货”压进箱底，省得多事。

尽管如此，人们在穿着上的惯性思维却难以泯灭，女人则尤甚。

江南梅雨季节刚过，上海石库门里的女人们便将旧时购置的、或是专门量身定做的曾经时尚过的衣物从箱底里翻检出来，公然高高地晾晒在石库门的上空，谓之：晒霉。她们边曝晒，边挥起手中的藤拍在衣物上夸张地拍得震天价响。那潜台词分明是：大家睁开眼睛看看，阿拉从前还是蛮时髦(尚)格!男人哩?老上海的奢华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箱底压着衣物，缀着他们梦境里的青春岁月的碎片。一旦时局与政策有所松动，深锁在记忆里的旧时烟云又缕缕小绝地缭绕在他们的心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物质严重匮乏，全国人民的衣食等供应，都被有计划地限定在一定数量的“票”、“券”、“证”上。其中，买布做衣服就须凭布票。然而，布票和钞票都有限。于是，他们就从箱子底下将那些藏了多时的老货，如双排纽枪驳领式的西装、镶拼式三节头的尖头皮鞋，翻检出来穿着。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都享有吃“定息”的特权，所以抽雪茄烟、叼板烟斗、喝咖啡、听留声机里飘逸出的怀旧乐曲，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今，再配上这一身行头，让街上的人看了，惊羡不已。于是，有人便对这些洋派而“另类”的男人，冠以一个英文单词“Color”，即“色彩”来赞叹，谓之：“迭个人蛮‘克勒’的!”“老克勒”的出典，大概就在于此吧。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钱勤发先生发表的《什么“老克勒”?》的文章里，读到了另一种诠释：“……‘老克勒’是上了一定年纪的‘白相人’……‘老克勒’就是有钞票的过彩色日子的‘老男人’。上海人都知道，在旧社会，所谓的‘彩色日子’，无非是饭店上上、舞厅走走、混堂孵孵、书寓混混、酒吧泡泡，除此之外，不知‘老克勒’还有什么‘格调’?……”钱勤发先生的论点与钱乃荣先生截然相悖!两种不同结论，定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义上的上海老男人。

钱乃荣先生笔下的“老克勒”过于理想化，有子虚乌有之嫌。为钱勤发先生所不屑一顾的“老克勒”呢?分明是个洋装青皮，走笔则无趣!即便如此，我还是赞同钱勤发先生的论断。

这是因为在好几次联系采访时，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拒绝。有几位上海滩很有声望的耄耋长者，在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之后，还好心地劝我放弃写“老克勒”。原因说来也很简单：坊问传言的所谓的“老克勒”的定义，不过是对于“color”的一种硬译，说穿了，那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产物罢了。没有多少历史依据的。即便如此，以眼下见诸文字的“老克勒”，其概念也大多模糊不清。所谓的“老克勒”，全多也只是人为地杜撰出来的一种另类，是相当上不了台面的。换句话说，稍有些身价品位的、有作为的上海男人，大多不肯沾“老克勒”的光，更不会忝列其中。

可悲的是，这种臆造的、误人不浅的“老克勒”居然成了一种时髦。

我无意也无权反对别人写作“老克勒”，因为大家都行走在“山阴道上”，观景、品景的角度不尽相同。你在“老克勒”上码不出字儿来，那是你没能耐。再者，胆儿大的，如今都云遮雾罩地自诩“老克勒”，隔三差五地在电视里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连他都不明就里的“老克勒”腔的，大有人在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老克勒”面前，我曾一度气馁。

细细…想，又于心小甘，因为占据在手头的一些写作线索岂肯轻易放弃?况且，这些多少也能关乎百年上海滩的人与事，不去发掘，不去写作，实在是太可惜的事。

文化遗老张冰独先生告诉我说，早先的上海人，将那些生活方式独特、身份不一般、且阅历较深，在某个领域里颇有影响，当然看起来也蛮有点“派头”的男人，谓之：“迭格人蛮克拉的!”张先生的这番话如电光火石打通了我的思路。

这是缘于一个英义单词：Carat，音译为“克拉”，即钻石的专有重量单位。

“克拉”与“克勒”绝不可同日而语，音译一字之差，却有着两个截然不能等同的人文概念。

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位“上海老克拉”给我讲述的老上海的一段轶闻趣事。

当年，旧上海工部局在给上海的马路命名时，曾采用了“以中国城市名来冠东西走向的路名，以中国省会来冠南北走向的路名”的原则。于是，便有了东西走向的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九江路、福州路，南北走向的四川路、山东路、河南路、浙江路、湖北路、云南路、广西路，等等。当然，英国佬掌权的工部局在定路名时，少小了要听那位老资格的头牌专职翻译的。令人发噱的是，那位仁兄居然“拆起烂污”，将东西走向的“五马路”定名为广东路，造成了省名与城市名的错用。究其原因，英文中的“广州”与“广东”虽译音近似，但实指却是大相径庭的事。

这位翻译仁兄竞将两者错译混用。真是“大舞台对过天晓得”。

这种低级错误照理来说不难被发现，并及时地得到纠正。然而，旧上海“促狭鬼”多来西。侬格位老兄不是在工部局挂了头牌翻译官吗?那好，老子就先装装糊涂，闷声不响将错就错让你翻译的路名出笼。一俟正式定了名，并且在《申报》上刊登之后，嘿!对不起!我再撺掇一班小报记者写文章来“触触侬格霉头”!当工部局知晓真相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为顾及面子，尽管贻笑大方，也只好一股“腔势”混到底。由是，便落下了这一历史的笑柄。

这则老上海的轶事与“克勒”之于“克拉”，多少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感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宁宁女士，她给了我一个书名：《寻找“上海老克拉”》。

这令我豁然开朗!因为，在我所采写的人物中，有的已几近人瑞，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他们的亲历亲为，对于补缀上海史，具有一定的价值。

也许，读一读《寻找“上海老克拉”》，会使你有所收益!如果这本小书还能让那些心甘情愿地掏出银子来买我书的“上帝”觉得有点意思的话，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2006年中秋夜写于“抵膝斋”

　　近年来，“老克勒”这个称谓突然在上海时兴起来。不论是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是电视台的专栏节日中，都有此公的身影，炙于可热得很!于是乎，一些自以为有些腔调的人，便粉墨登场，言必称“老克勒”，以至于拥趸成阵。本书的人物中，有的已几近人瑞，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他们的亲历亲为，对于补缀上海史，具有一定的价值。　　“老克拉”与“老克勒”一字之差，意蕴却迥然不同；一个是身份不一般且阅历较深、生活方式较独特蛮有“派头”的、在某个领域颇有影响的代名词；一个只是饭店上上、舞厅走走、混堂卵孵的“白相人”、老混混。该到澄清的时候了。作者简介：　　胡根喜，生于上海。作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任报社记者、编辑。自1981年起，在《萌芽》发表小说《诉讼》，并著有《上海滩苏北街情话》等中、短篇小说若干；至今共著有《边缘家族》等4部长篇小说，《老上海--并非风花雪月的故事》等5部专著及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等，有的已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安徽电视台拍摄并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