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性格

第一章百年皆客

1.韩非的“叛逆”

2.韩信的市井之志

3.李广难封

4.刘邦与刘秀

5.文翁开蜀

6.老实人卓茂

7.王莽的因果

8.逸民(一)

9.逸民(二)

10.张俭及其他

11.说曹操

12.刘备托孤

13.累死诸葛亮

14.意气相期

15.王溶楼船

16.小生何晏

17.张宾张子房

18.青衣行酒

19.谢安的闲暇

20.王猛身后

21.文帝腹心殷景仁

22.梁帝讲经同泰寺

23.刘义康在安成读书

24.刘裕放弃中原

25.杨广的教训

26.柳宗元的政治冒险

27.三垂冈

28.文胆

第二章治乱因缘

1.政治广告

2.始皇刻石

3.嬖幸近臣

4.秦亡论

5.托孤事大

6.君臣之间

7.汉朝的性格：亦儒亦法

8.此地旧长安

9.论养士

10.骑兵兵种

11.京都与王化

12.东汉风俗

13.成事的气量

14.守望麦田

15.盗亦有道

16.选人的分寸

17.奉天子以令不臣

18.坐谈客

19.所谓南北

20.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21.避祸

22.干宝论西晋之亡

23.绅士政治(一)

24.绅士政治(二)

25.英雄泪

26.要塞鬼兵

27.咳唾为恩

28.寒人掌权

29.大臣之体

30.谏的分寸

31.赌徒种种

32.是非如麻

33.文可安邦

34.云梦之竹

35.谏臣的担当

36.一君之身

37.不战而屈人之兵

38.儿子得道

39.毛泽东的手笔

第三章文成经纬

1.关于“挟书律”

2.学者之担当

3.立言之体

4.官员的读书

5.卜筮之道

6.来点精致

7.鱼片汤

8.读史的态度

9.另解陶渊明

10.开馆授徒

11.鸠摩罗什法师

12.魏晋小战国

13.北魏重儒

14.书生之见

15.清雅之士

16.魏收撰“秽史”

17.当年讲坛

18.文人病

19.以指指月

20.沈约撰《宋书》

21.寻找雅乐

22.王通讲学河汾之间

23.书房里的机关

24.文士与儒士

25.旧唐密码诗

26.经尘一骑

27.史上第一家书院

28.国人对知识的尊重

29.朋友讲习

30.私塾教育

第四章渔樵评弹

1.不君不臣

2.富贵之志

3.陈婴母与王陵母

4.“刑不上大夫”论

5.关于无为

6.所谓陶染

7.婚姻自由

8.东汉的反季节蔬菜

9.我的自留地

10.看菜吃饭

11.限年取士论

12.文明岂可恃乎

13.小人不可得罪

14.天造草创

15.发现母亲

16.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17.此山此水

18.黄金与土同价

19.如此执法

20.言与行

21.幸福指数

22.关于精英教育

23.入乡问俗

24.妇德

25.文辞欺人

26.寥落古戏台

27.东风西风

前言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此联出自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我很是喜欢。熙宁元年(1068)，《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请辞“翰林学士”一职，对宋神宗说：“臣讲读经史，粗有所采，而应对宾客，实非所长。”不佞不敢与温公比，但“讲读经史”的性情却是相近。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世称涑水先生。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时任光山县令，便以“光”命名。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卒，年六十八，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故后人又称司马温公。司马光一生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被目为“旧党”、“保守党”，此又另当别论。

司马光编撰《通鉴》是花了大心血的，前后总共花去19年时间，这还不包括他写《通志》的时间。治平三年，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司马光编撰《通志》的缘起，是鉴于前代史籍太多，一般士子读来已是不易，更何况政务缠身的皇帝，于是立志要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叙历代王朝兴衰，让本朝皇帝有所借鉴。这个想法得到宋英宗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夏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实”，同时授权他在崇文院组建书局，自己决定人选，允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藏书。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即位，给这部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了一篇“序”。这个序言后来威力大了去了。绍圣四年(1097)，蔡京的哥哥蔡汴授意一个叫林自的人，上书宋哲宗请求将《通鉴》刻板毁去，太常博士陈罐便祭出神宗的“序”，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敢毁去神宗钦定的书？蔡汴一流也担心被扣上“诬毁先帝”的罪名，只得手软，偷偷将刻板收起来，不让再版就是，复不敢议毁版事。

司马光的助手主要有三人：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书局，负责文字检校，《通鉴》成稿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加入文字校对。对于书局三人的分工，历来意见纷纭，我认同如下说法：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负责唐代。刘恕还是全局的副手，司马光经常与他讨论一些重要的体例问题。司马光编书的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为在朝编撰时期；从熙宁三年九月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为出知永兴军编撰时期；从熙宁四年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为卜居洛阳编撰时期。

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他在洛阳修建了一个占地二十亩的园子，名“独乐园”，中有“读书堂”，藏书五千卷，司马光便“穷巷昼扃户，闲轩卧读书”，过起15年读书著述的闲隐生活。司马光编书是相当辛苦的，卷帙浩繁且不说，还要对各家的选本进行比勘，从中爬理出合理的脉络。温公自课每三天删改《通鉴》一卷，偶因事耽误，隔天一定补上。仅“唐纪”初稿，他就费时四年多，这不过是粗稿，还要进一步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通鉴》一书修成，司马光已是老眼昏花，牙齿没剩几颗，精力大不济，其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通鉴》成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后周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起来是354卷。《通鉴》一问世，就备受瞩目，神宗皇帝推许此书为前代所未有。清人曾国藩尤重此书，说：“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毛泽东一生通读此书达17遍之多。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就说出了《通鉴》一书的价值所在。所谓“叙事有法”，是说司马光师承《左传》的叙事风格，将历史事件的原委叙述得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但司马光不用“春秋笔法”，不在行文中随便评价人物，这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不一样。有感而发的时候，司马光通常以“臣光日”来发表见解，《通鉴》一书“臣光日”多达一百多篇。《通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开篇，司马光写了第一篇“臣光日”，毛泽东评论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司马光的用意也在里面了。

《通鉴》一书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鉴》善写战争，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运筹帷幄，堪称经典。

司马光的文风师承西汉，这也是促成《通鉴》一书之所以“粉丝”如云的重要原因。尽管书局三人各有分工，但最后的定稿一出司马光的手笔。因此，《通鉴》一书最能代表司马光的文笔风格。王安石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米饭天天吃，没有腻烦的时候，缘于它接受阳光雨露的自然。以故后来的学子们不但读其中的故事，而且把有些章节当经典名篇来背诵。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仅《通鉴》一书就选了11篇。

中国人之所以有皇皇二十五史，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借鉴往事以知照当下。姑且不论周作人的是非，仅就其说历史的一段话就相当有见识，他说：“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苦口甘口》)周作人推介《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总须要有一书经目，于己也有好处。司马光编著《通鉴》的用意也本于此。他在《通鉴》卷69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日”，其中自言写此书的目的时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所以是书除写帝王将相外，还写了很多高风亮节的人物，又详写许多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因此，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不佞一介布衣亦喜史书，以《通鉴》为甚，除读书之趣外，也是想开开蒙，拓展视野。胡三省建议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余便是这样的“饮河之鼠”，一路读来，有感于心便发而为言，得读书笔记274张，随后的日子便将之一一厘为心得，几番作过修订，终成此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司马光《进通鉴表》)，还望方家教正。

刘义光

己丑年春三月于中和居

　　《资治通鉴》被誉为帝王之书，其对老百姓之大用却少有人解说，本书从一介布衣之视角，将《通鉴》中那些精彩的人与事，一一说与你听，对照当世见闻，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中，似看一场大戏，如逆旅千年。　　中国人之所以钟情历史，是因为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借鉴往事以知照当下，方能做到出言适要、行事得宜。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也是如此，欲使读者在历史的兴亡与荣辱中，“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资治通鉴》纪兴乱、论成败、志卓行、述得失，评注者甚众，各家皆能体贴出不同道理。本书从平民百姓的视角，读史论世，品评人物，自成风格。作者解说古人谋国谋身之道，非纠缠于一般为人津津乐道的权谋、诈术，而是特别强调儒家的“大德敦化”、文治教化在历史中的作用，于闲情雅趣中透视历史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