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是1/16黑人

身份的极限与历史的内观(译者序)

贝多芬是1/16黑人

卷尺

梦会亡友

达观女人

格雷格

安全程序

家乡话

了然无痕

历史

遗产

另几种结局

第一感

第二感

第三感

前言

2003年，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思韦尔.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又一位具有浓厚南部非洲背景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又戴上诺贝尔桂冠。世界文坛这股强劲的南部非洲季风使我们想起另一位、也是第一个把南非作家的名字镌刻在诺贝尔名柱上的作家南丁.戈迪默。2007年，戈迪默出版了她的最新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16黑人》，集中收录了她近年来发表的十篇短篇小说和三篇非虚构性随笔。

一、南丁.戈迪默简介

南丁.戈迪默出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的斯普林斯，先在德兰士瓦接受教育，后曾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学习一年，曾到过非洲、欧洲和北美许多地方，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现代非洲文学。她抨击种族隔离制度，其作品被多次列为禁书。戈迪默九岁开始写作，十五岁即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952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揭露了白人优越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其主要作品有《谎言流行的日子》、《陌生人的世界》、《贵宾》、《伯格的女儿》等。1991年，她在六次提名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

二、身份的极限

南非特有的政治、文化气候使戈迪默对个人身份问题，尤其是南非社会中白人的身份问题极其敏感，对个人身份基础的追问构成戈迪默的文学创作中一贯始终的主题。从《谎言流行的日子》中的海伦.肖，到《陌生人的世界》中的托比.胡德，《贵宾》中的布雷中校，再到《伯格的女儿》中的罗莎.伯格，这些戈迪默笔下的人物无不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扰，所挤压，在那个问题的鞭策下踏上一条荆棘丛生、险弯密布的道路。那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在《贝多芬是1/16黑人》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个人身份依旧是贯穿集中所有作品的首要问题，小说集的标题故事么贝多芬是1/16黑人》是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中白人身份的极限探索。故事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里斯是南非一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青年时代曾积极参加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和黑人同志一起到街头喊口号，刷标语，也曾坐过南非种族隔离当局的监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南非走出种族隔离的阴影，当社会的主导权重新回到占南非社会大多数的黑人手中，当昔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大获全胜”之时，他反而陷入自我身份的危机。如果说昔日他以街头抗议活动对抗种族隔离当局把白人和黑人一分为二的政策，在自我放逐于白入主流社会和认同于黑人的共同人性特征中确立起自我的身份，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和社会主导权的易手，昔日构成他自我身份基石的东西已烟消云散。恰如当年他无法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就认同于建立在种族隔离之上的白人主流社会，今日他也无法完全融入黑人主导的社会，因为他的肤色。尴尬的处境使弗雷德里克渴望同黑人间的某种血缘联系，他开始幻想自己的祖父在南非采钻石的五年中可能和某个为其洗衣做饭的黑人姑娘有过段露水姻缘，为自己留下某个不知名的同姓血亲。一个复活节假期，他独自一人驾车去南非最大的钻石矿所在城市金伯利，开始重新发现自我的尝试，可最后无果而终。他没能找到幻想中的血亲，或许那也只是幻想而已。然而，这趟旅程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隐藏在人类心底的古老秘密：“曾几何时，黑人是可怜鬼，想做白人。现如今，白人中也有个可怜鬼，想做黑人。其中奥秘，没什么不同。”弗雷德里克做不了他想做的黑人，恰如他当年做不了社会要他做的白人，他注定要在社会的边缘游荡。

弗雷德里克的处境也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中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普遍处境。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戈迪默始终痴迷于同一个伟大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非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和方法上的命运。”谈到文学创作时，戈迪默说：“改变体验依旧是作家基本的、关键的姿态。把某种东西从受局限的范畴中拔举而出，展示它的全部意义，直到只有作家的想象才能延伸到的极限。”戈迪默的文学创作中，主人公追问自我身份的真正动力正是对个人存在自由的追求。如果说在种族隔离时代，戈迪默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束缚在白人/黑人对立这一政治架构中，主要体现为“在非自由的政治环境中走向自由的道德立场”，在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随着旧政治架构的解体，她的追问也能够突破原有架构的束缚，如冲出山谷的洪水，在思想的平原上自由发散，冲击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奉为“自然”、“天性”的种种极限：不仅有黑人/白人，还有丈夫/妻子、父母/子女，甚至男人/女人。在《遗产》这篇故事中，一个从来反抗当演员的母亲为自己的命运做专横的安排，更亲近慈爱的父亲的年轻姑娘(虽然她四岁时父母就已经离异，她的监护权判归母亲)无意中从母亲遗留下的信件中发现自己极有可能是母亲与另一个男人，一个著名的戏剧导演所生。她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重新定义父女关系？DNA？出生证？还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无私奉献和呵护？在《了然无痕》中，新丧偶的女历史学家远赴伦敦，就为了补上记忆中的一段空白，可她从先夫昔日的“同志”口中得知他当年“误入歧途”，可并非完全如她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医治第一个妻子留下的重创。相反，他和他的“同志”当年曾经很快乐，充满创造的激情。女历史学家又该如何面对已成为过去的婚姻和只留存于记忆中的丈夫呢？在这些故事中，戈迪默都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生存原本就是复杂多面的，所谓确定身份不过是社会常规的建构，总是把自身的确定性建立在被排斥的他者之上，而自由主义作家的天职就是在身份的极限处开一扇门，于是，“我们看到自相矛盾的组合，但它也正指向某个历史时刻的复杂本性。”

身份的多重性使很多戈迪默故事中的人物都拥有多个称谓。如《遗产》中的女主人公叫夏洛特.夏莉，母亲总叫她夏洛特，父亲则叫她夏莉。夏洛特是母亲曾扮演过的一个角色的名字，正是那个角色令她早年就蜚声演艺界，尽管后来一直郁郁不得志，这个名字代表了母亲未完成的梦想，代表了母亲为她预制的身份，却也正是她一直拒绝的身份。于是，她习惯于和父亲一样在心中称自己为夏莉。夏洛特/夏莉，母亲/父亲，她的存在分裂在两个板块中，一个她不愿接受却不得不接受(母亲生下了她，能否认吗)，一个乐于接受却突然发现难以接受(他还是自己的父亲吗)。这种困境中，年轻的姑娘只能自己去摸索，去发现自己的姓名。在《第二感》中，从匈牙利移民到南非的博士费伦茨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改名弗雷德。一天，弗雷德开着他的韩国车驶过曼德拉大桥，“桥下交叉密集的铁路网在他眼中突然变成了波光粼粼的多瑙河，刹那间他回到将布达和佩斯连为一体的桥上，眼中尽是粼粼水光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一刻，他的名字叫费伦茨。多重称谓象征着多重身份，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在多个身份间往返，在多个称谓下奔波，即便某个称谓似乎已经废弃，可午夜梦回，骤然惊醒，却发现它竟依旧刻在意识的最深处。

三、历史的内观

戈迪默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文学家，迥异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以空间代替时间，以个人代替环境，以神话中的永恒母题代替当下的具体叙述的非历史化潮流，戈迪默的作品总是对具体历史时刻中的具体问题的回应。南非国民党在1948年大选中的获胜、1957年的“叛国大审判”、索维托黑人暴动，这些对南非历史影响深刻的事件都在戈迪默的作品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然而，作为一位文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在戈迪默的作品中已转化为个人的遭遇和感受，转化为个人的历史。在她的批评作品《黑人的解释者》中，戈迪默说：“如果你想了解莫斯科1815撤退的一些史实，你可以去看史书；可如果你想了解战争究竟是什么样子，想了解某个具体时刻带有具体背景的人如何在自己的处境中应付战争，你必须去读《战争与和平》。”戈迪默的作品为我们提供的正是一段段个人的历史，一种历史的内观。在谈到现实主义时，卢卡契说：“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就这样把人和社会当成完整的实体来加以描写，而不是仅仅表现它们的某一个方面。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无论是单纯的内省或由单纯的外倾来决定艺术流派，词样都会使现实趋于贫乏并且将它加以扭曲。因此，现实主义的意义就是给予人物和人的关系以独立生命的立体性、全面性。”某种意义上，戈迪默自觉实践了卢卡契对“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定义，虽然卢卡契的定义早已被划归非主流行列。

“某个具体时刻带有具体背景的人如何在自己的处境中应付……”这可以成为对戈迪默文学创作的总结。在《贝多芬是1/16黑人》中，弗雷德里克，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白人知识分子，要应付的就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中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疑惑。这种疑惑并非凭空而生，它的具体历史境遇就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学生运动连绵不断，过去对抗的是白人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对抗的则是现政府的经济和教育政策。与此同时，黑人中两极分化剧烈，一小部分“新崛起阶层”或者进入政府高层，或者成了经济“暴发户”，热衷于购置昔日白人权贵的房产以炫耀自己新获得的地位，而大多数黑人贫困的生存状况却没有实质性的改观。某种意义上，戈迪默在她的小说《贵宾》中对未来的预言正成为现实，摆脱少数白人统治的黑人国家却陷入新的社会不公：大城市对周边的压榨、不平衡的资源分配、地区性欠发达，等等。这一切并非发生在某个未来的中非共和国，而是就发生在今日的南非。小说集中一则故事的标题就叫《历史》，追溯的是法国南部一家小餐厅的变迁，小餐厅和餐厅的吉祥物，一只名叫奥古斯都的鹦鹉在当地已有几十年，它们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整整三代人在餐厅用餐，和奥古斯都逗乐，“从躺在童车里，到围着餐桌追皮球，后来长成二头肌上刻着文身的性感小伙儿，还有叼根香烟咯咯调笑的大姑娘，露着肚脐的肚皮也变成圆滚滚的孕妇肚。”餐厅见证了小村的历史，浓缩了当地几代人的生存体验，可餐厅就要停业了。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这个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小村，于是一位德国来的先生出钱买下了餐厅。餐厅营业的最后一天，村里人都到餐厅来用最后一餐，大家或许在想，没了餐厅和奥古斯都的小村还会同以往一样吗？在旅游业迅猛发展，游客如潮涌入的今天，本土经验还有生存的空间吗？这是小村的历史，也是世界各地有着类似遭遇的地方的历史。

凭借对身份极限的追问和历史内观的方法，戈迪默走出一条颇不同于20世纪西方文学创作主流的道路。或许，她的成功有其特有的政治因素，但她对南非社会现实敏锐的感受和自身历史使命的勇于担当依旧是她文学创作的基底，这也正是把一切伟大作家联系在一起的共核。

2008年3月12日，译者识于南京

　　本书是南丁.戈迪默在获诺贝尔文学奖16年后推出的新小说集，其写作依然鲜活、深刻，依然紧扣时代脉搏，一如五十多年前她开始为《纽约人》杂志供稿之时。虽然在有些篇章中，对身份的探寻转变为其他内容，但从不同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一条熟悉的主线。不过，不同的是时代：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新作叙述的方式与戈迪默早些时候的作品大不相同。许多主人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所带来的日益强烈的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从作品中也可以读出渴望，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到中年的人来说，他们渴望在新的时代里，在政治手段的帮助下，能够让自己得到救赎。　　本书是纳丁.戈迪默在获奖16年后推出的新文集。虽然在有些篇章中，对身份的探寻转变为其他内容，但从不同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一条熟悉的主线。不过，不同的是时代：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新作叙述的方式与戈迪默早些时候的作品大不相同。许多主人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所带来的日益强烈的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