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图说王熙凤

卷一凡鸟偏从末世来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凤姐

王熙凤论

凤凰惜作末世舞

论凤姐兼说“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初探

卷二丹唇未启笑先闻

凤姐的个性与共性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

王熙风之“威”与“谀”

“凤辣子”辣味辨

关于凤姐性格的文化反思

卷三粉面含春威不露

“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的女性”

谈凤姐

论王熙凤的阳性特质及其成因

从尤二姐之死论王熙凤

辣手.机心.刚口

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

卷四机关算尽太聪明

机关算尽太聪明

王熙凤论

奸雄乱世之术

王熙凤管理术之批判

试论王熙凤性格的市民特征

卷五一场欢喜忽悲辛

王熙凤的不治之症

吃着碗里看着锅

凤姐与贾琏的勾结与争夺

王熙凤生平三部曲的真实写照

“一从二令三人木”新解

论王熙凤的悲剧

卷六意悬悬半世心

“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

论王熙凤典型和艺境的创造

凤姐形象的审美价值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前言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

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围文学卜传统的说法讲，耕号‘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竞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巳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

　　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通过深入研究《红楼梦》中王熙凤的相关内容，本书作者透彻入理地分析了王熙凤一角。观点新颖，语言通俗，不仅适合红学研究者参考阅读，也适合普通红学爱好者阅读。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散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这是曹雪芹对王熙凤一生最简洁明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