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观点

南存辉：减法做大，加法做强

郑秀康：自有品牌闯世界

周成建：虚拟经营，你帮我威

郑永刚：左手胆略，右手战略

李如成：服装“大一统”

宗庆后：“非常”宗庆后

钟啖啖：独狼的性格

冯根生：国药“常青术”

傅建伟：“老酒”聊发少年狂

汪力成：与风险打交道的人

徐文荣：消费“圆明园”

徐永安：山沟里的“好莱坞”

黄巧灵：一定要过这个坎儿

卢伟光：用木头的性格去“淘金”

跋：慎重、史观、跟随我从栏目学到的事

前言

1984年我决定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和几个同事合作做联想。在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前后，中关村和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类似公司出现。后来的记录者对这前后出现的很多公司津津乐道。

但是如果有人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在1984年成立的公司中，至今仍然存在，并且还发展得很好的，应该是屈指可数。如果能够把历史像一个口袋一样，提起来口朝下抖一抖，从里面会落下来很多今天人们不知道的公司。历史总是尸横遍野。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因此，作家喜欢选择描述不幸。不过，对于做企业的人而言，真正感兴趣和有价值的，恐怕是为什么幸存者能够幸存。

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所访问的中国经营者，都是些能够在三十年经济改革中幸存下来的企业家。从我的眼光看，幸存者幸存下来的原因，也都是各个不同的。更何况，在这三十年的历史中，大多数时候，仅仅掌握一项暂时领先的技巧也是不够的，要想战胜时间，以及随着时间不断出现的竞争对手，必须要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比如联想最初可以依靠做汉卡在市场上生存下来，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自我更新，找到新的增长点，也不会在这么多年后仍然存在，而且做得还不错。

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者，更为直白地说，企业家对一个企业的成功或者失败是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艾里森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企业家，但是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一个企业的成功肯定不是企业家一个人的功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家就可以把一个公司给毁掉。

《中国经营者》采访的这些企业家，目前来看，都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企业家，至少他们的公司证明了他们的成功。那么，这些人在他们各自公司的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些人身上，有哪些特质，有助于一个公司的成功呢？企业成功的基因，有哪些是它的创始人赋予它的？企业和它的创始人共享什么特征？这些都是颇为有趣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来思考。

中国的过去三十年，正好为媒体人和研究者研究这些命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负责任的媒体人应该适时地记录下这些人的命运，包括他们的挣扎、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代价。

三十年一个段落。在未来的几年内，会有一大批公司的创始人陆续退居二线，这些公司会再次面临挑战。无论是企业家个人控制的公司，还是已经上市的公众公司，都会碰到第二代领导者继任的问题。

这些后继者能否和他们的前任一样，很好地承担时代给他们的重负，带领公司继续发展，甚至催生出一批真正全球级的企业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如果可以，那么中国幸莫大矣！

柳传志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后记

成为《中国经营者》栏目的主持人，对于第一财经和我来说，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小概率事件。

不过，当时第一财经是找人“救急”：吴晓波老师在这个岗位上因病中辍，急于寻找一个替手；而对我，则是“救穷”：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暗自发愿，向主持人转型，做一档以坦诚交流和个性化表达取胜的财经电视栏目，只是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平台。所以，第一财经的同事对我稍一试探，我立即心下大喜，一手摁住，不让他人再窥此脔。

苏东坡有句诗：“老去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反复吟诵，足为所有年长貌丑又心怀虚荣者戒。

我的“主持梦”和俊男靓女们的“明星梦”自然大有不同。午夜自省，也确实没有什么虚荣的成分。究其原委，大概有两个动机：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话不吐不快。在十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中，我通常身处幕后，工作中常用的心法，就是力求“灵魂附体”到主持人身上。遇到配合不默契的主持人，难免有半身不遂之叹。附别人之体，哪有自己赤膊上阵来得痛快？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有一个越来越深的感触：就学习效率而言，青灯黄卷读书远不如云山雾罩聊天来得快。当然，和高人聊天尤其快。《中国经营者》恰好就是这样一席“往来无白丁”的盛宴，颇合我在知识上既懒惰又贪吃的个性。前两任主持人方宏进和吴晓波，都在各自的领域成名日久，如果不是抱持一种学习的心态，我只怕很难有勇气踏上这次“续貂之旅”。

您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大部分采访都出自两位前贤的手笔。忝为现任主持人，能奉献于此的，仅仅是一些学习和思考的心得。

我在《中国经营者》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慎重”。

据说在南非有一位业界顶尖的钻石工匠，拿手的活计就是为钻石毛坯开第一凿。这一凿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枚钻石的价值。有一次，他拿到了号称世界第一大的钻石原坯，他殚精竭虑地想了一个月之后，才鼓起勇气下锤。第一锤下去，自己却昏了过去实在是太刺激了。在采访现场，每当摄像冲我举手示意可以开始的时候，我多少就体味到了那位工匠下刀时的心情。一个媒体人，尤其是以采访嘉宾为主要工作的媒体人，如果没有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用我的一句玩笑话来说，就是“不好好吃祖师爷赏的这碗饭”了。

在媒体世界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当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其实有无数种采访路径铺陈在你的面前。其间的区别，有的南辕北辙，需要果敢的价值观判断；有的隐秘幽微，需要细心精巧的采择。因为稍有不慎，采访的效果就往往失之千里、判如霄壤。

东临碣石，海涛连天。我们面对一个采访对象的时候，他也在调动所有的人生阅历面对媒体。要是看不到此中的壮阔，何必到此一游？

我在《中国经营者》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史观”。

前任主持人吴晓波专治当代中国企业史，成就斐然。遗风所及，也就决定了《中国经营者》栏目的大历史观。

什么样的企业有被记录的价值？规模？业绩？热点？魅力？都是，但又都不尽然。

我们总是试图突破当下意义对媒体的困扰，总是在想：五年、十年之后再来回首中国企业史，《中国经营者》栏目的每一期节目能否呈现为一部“纪传体”的信史？这样的自我期许，也自然就带来了对自己“史德、史识、史才”的严格考问。

我们相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终有建成的一天。而此前所有企业个体的成败利钝，都多少会在那幅宏图中留下一些斑驳的贡献和印记。我们要做的，就是猜想那些未来的印记，再倒回来，在今天的诸多事实中找寻它在历史中的根系。历史最积极，最宽容。因为在它的面前没有成功和失败，只有收获不同。“你有责任分享你的价值，因为你今天所做的有可能被载入历史。”每当我和采访嘉宾谈到这一句的时候，都能看到对方敛容正色的敬畏。

媒体都是易碎品？我才不信这个邪。

我在《中国经营者》学到的第三件事是“跟随”。

感谢第一财经，从来不用收视率之类的无聊标准来考核栏目的价值，因此我们也就省却了许多哗众取宠的心思。而在所有的哗众取宠的小动作中，最难分辨的就是“质疑采访对象”的主张。因为它似乎有着天然的道德优势和假想的民意基础：看着采访对象在主持人的咄咄进逼中丢盔卸甲，岂不快哉？

在西方新闻史上，普利策、赫斯特等诸位大众媒体英雄都是凭借向强势团体的挑战而胜出的。据说有一位财阀质疑普利策报道不公：“我犯了什么罪？”普利策答日：“你犯了有财有势罪。”

大众媒体的这种姿态，到底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公正？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暂且不论。问题是，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媒体立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是否定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如果一定要感性、一定要否定，刀锋所指又应为何物？一个猎人如果空手而归，就应该自认失败，而不是把所有的子弹都倾泻向草丛里无辜的兔子。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大胆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加都应该归功于企业家。”话虽偏颇，但并非无理。“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

“理性、建设性”，是《经济观察报》创刊之初就写在报头上的自励格言。还记得当年看到这五个字的时候，我感受到的震撼。年深日久，依然醒目。

在当前中国，企业家价值还远远没有被足够尊重，它对中国崛起的巨大作用还值得想象和期待。因此，认同、尊重、呈现企业家的价值，是《中国经营者》栏目的预设立场。

在这个栏目里，没有面对面的质疑，我们只是试图绕到采访对象的身后，蹑足潜踪地跟随，充满悲悯地感受他的困境、欲念、狂喜和自得。让所有的观众看到并思考。

在这个栏目里，也没有赞赏和谀辞。我们尽可能避免浅薄的是非判断。他们在创造历史，他们终究会有东西留下来，不管是对是错，也不管你是否记录。

历史就是如此有趣。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细节中寻觅它的光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通过人性来映照它的轨迹。惟其如此，历史才有可能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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