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

世相

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

有一种舆论监督很可悲

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打劫不用刀

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

杀人事小，失节事大？

女记者为何误把“失身”当“献身”？

从“老师打校长”到“家长打老师”

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我是局长我迟到

何故比作F47

神童的今昔

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

令人担忧的逆向淘汰

站在领导家门口

用人勿用“官油子”

一次亲民的“事故”

为什么总说“经不住金钱诱惑”

反贪局长如何会变成“贪局长”？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不想提拔

为“被”字句叫屈

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

关于如何下医嘱和某先生是不是人的讨论

不敢相信

知识是怎样无用的

真实的段子

杂感

我为美国记者改稿

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神鬼也分官大小

爱因斯坦是一面镜子

谈论过去不能昧于当下

莫让戴骁军成孤独的举报者

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

不恋铁腕

感动

“放空枪”与“扯淡”

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最对不起孩子的中国人

当年武大没教授

夜读偶记(二则)

“操事件”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

诽谤政府既非犯罪也未侵权

三峡明珠塔拆得很轻松很可怕

何物“礼金”

“百炼成狼”？

“驾崩学”发微

另类的“自杀”

突然想起了张继高

莫丢“学格”

人的三根软肋

“我们无法改变前方”

过六种人之外的生活

随想

忽然想到就事论事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鲁迅与“愤青”

人人身陷“夏洛的网”

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

关于“万岁”现象的联想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爱国主义：要宗族的，更要明智的

《南京！南京！》角川为什么是虚假的？

我看俄罗斯的反腐败

由加沙战争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公仆与做官

鲁迅的“骨头”

八戒的产权意识和悟空的金箍棒

我对他们没爱心

虚幻的亢奋和自卑的激愤

常识天天讲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群众

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随想

建立“第四权力”的一种努力

公务员怎么既有特权又有美德？

政府官员为何不理解中央执政理念

通钢血案：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王小帅们为什么会造假入户

T恤衫上的表达权

告密的类型

从“花瓶”到“宠物”

面对媒体的公民心态

玉皇与宙斯之比较

闲话不闲

温故

为历史填空

装哑、装聋及装其他

晚清官民冲突“问责”一例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孙宝碹的“看杀头”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无政府主义者张继的“变节”

外国人笔下的袁世凯

慈禧的求新与保守

遥想张季鸾当年

知识的傲慢与偏见

“抗日散”和“反日丹”(外二则)

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深一层看告密

“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我和兰考的悲喜剧

马非百与郭沫若

最是从容不易学

陈独秀当年为何不喜欢《红楼梦》

梅贻琦的操守

帝王戏和爱戏的帝王

清朝两位皇帝的两种南巡

汉武帝定律

话剧《资本论》的宣传言过其实

“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

包拯为何没罢官

视点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尊重人还是尊重人才

《中国不高兴》就是一场秀

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消灭自己”

关注“贫二代”更有价值

改革制度使民众不抱怨

“公民社会”是治理关键

阎政平砸车是正当防卫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女士”

傅斯年的“国学”观

告别“屈原人格”

高考作文应该转向“公民体”

个性官员为何屡屡出现

总理可以做县官县治就会有希望

腐败是转型社会润滑剂？

现代青年都应笃信一个人的五四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

给农民钱，更要给农民权

小学语文的真正问题是现代价值缺失

有一句话，我从来不说

少数人的权利

前言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西方文体史，也不知西方是否有所谓“杂文”这种体裁，但凭直觉，西方长盛不衰的文体大概是随笔吧。几百年前，西方人就获得了言论自由，说话写文章，不必曲里拐弯、讳三讳四的。

本书收了傅国涌的《遥想张季鸾当年》，觉得很合我意，所以接了他的话题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乃至把篇篇短文比作“投枪”和“匕首”，开创了一个杂文鼎盛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黑暗可怕的。当年的鲁迅，尽管被誉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说得不好还要赔上性命。这是什么时代，还用多说吗？

杂文昌盛的时代不是好时代。杂文昌盛，言论就必然淡出了。何谓言论？傅国涌先生说：“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追求好时代，是每个公民的期望。这样的时代，应该是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不会因为写几篇小文章，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或者在别人的文末签个什么名，就要送掉性命，或送进监狱，或被传讯革职。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但毕竟没进监狱，毕竟死于肺病，而不是死于扼杀。记得当年鲁迅先生在某地被“盯上”了，搬搬家，又可照样做他想做的事。那时候，往往封了这家报馆，另一家报馆又开张了。即便有严密的审查制度，鲁迅先生的文章不照样频频出现在报端吗？所以有不少今人倒羡慕那时的鲁迅先生：文网虽密，却密而有漏。

当今杂文衰微，言论不振。许多纸媒虽曰重视“时评”，但太多写得“像杂文”，要么成了经过过滤的刻板的“据报载”，了无新意。笔者每年编书，颇费踌躇；是否“精选”，见仁见智。谁也不敢说自己揽尽“天下妙文”。

什么是好文章，也是见仁见智的。窃以为，作者首先应对生活的当下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轻易妥协，不苟活；然后是不把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复杂化，不把复杂的事情(或道理)说得云里雾里。

应当承认，文章是有大家、小家之分的。所谓“大家”，就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最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明了的话语说清楚。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我比较偏爱学问家的小品，如老一辈的有钟叔河、朱正等，晚一点的有葛剑雄、沈敏特、丁东、张鸣、景凯旋、谢泳、于建嵘、党国英等等。这些学者不仅在书斋里，而且心忧天下，行走在田野，往往小篇见大道理，普及了常识。当然，我也很喜欢那些带血性的文字，如常年活跃于言论界的邵燕祥、陈四益、黄一龙、鄢烈山、刘洪波、笑蜀、长平、熊培云等等。

末了想起一本书，是薛涌的《直话直说的政治》。我觉得这书名就很好。只有政治谁都可以直说了，那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曾经有人担心“杂文已死”，“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其实，这样的境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果说话不必再忌讳什么了，那才是真正的民族之大幸。因此，我倒希望告别杂文时代。

是为序。

向继东

2009年11月20日

　　本书选出2009年中国杂文中最有代表性最经典的作品，如葛剑雄的《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刘洪波的《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阮直的《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某丕志的《我是局长我迟到》、钟叔何的《神童的今昔》等，代表了2009年中国杂文的最佳成就，反映了2009年我国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2009年度最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本书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杂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