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脑外交

序言从国际关系论来看首脑外交

第一章何谓“首脑外交”

一、“首脑外交”的起源

二、“首脑外交”的定义

三、“首脑外交”的类型

四、日本的“首脑外交”

第二章战后中日首脑外交的背景

一、战后国际关系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及其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历届首相对中日关系的态度

四、中日两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政策的变化

第三章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首脑外交

一、田中角荣首相的背景分析

二、周恩来总理的背景分析

三、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中的历史性贡献

第四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后的首脑外交

一、围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首脑外交

二、条约签订后以首脑互访为特征的首脑外交

三、本时期日本首脑外交的特色以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为中心的分析

第五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中日首脑外交

一、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二、邓小平与中日首脑外交

第六章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关系与首脑外交

一、江泽民的外交思想

二、江泽民与中日首脑外交

第七章新世纪的中日首脑外交

一、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首脑外交的影响

二、安倍首相重建首脑外交

三、温家宝总理访日

第八章首脑外交的意义与中日关系

一、首脑外交的意义

二、首脑外交的局限和风险

三、中日关系中首脑外交的作用和今后的展望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中日首脑外交年表

后记

前言

我知道有国际关系论这一研究领域，是在我研究中国问题很久以后的事情。并且，在更晚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知道：国际关系论所喜欢的逻辑是在美苏对立，即冷战结构中所出现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懂得了这种思考方式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存在置于冷战结构中而来的。然而，这一思考方式的立足点是必须将中国归属于美国或苏联的一方。但是，如果按照我过去一直的看法，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中国历经艰难曲折，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实现的。如此看来，一定要将中国归属于美国或苏联一方的观点又是难于理解的。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我被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们所包围并不断地被提问，他们问道：“日本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是要形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吗？”听到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到在他们看来，日本仅仅是夹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国家，并不断地被卷入大国之间的霸权之争，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又将日本拉入了自己反对苏联的阵线。对这些记者们而言，他们也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日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关系论也发生巨大变化，学者们过去长期以来以冷战对峙来解释国际关系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我过去非常喜欢看美国好莱坞007系列的电影，但是从那时开始，也渐渐地对此失去了兴趣。描写苏联核潜艇舰长叛逃美国的长篇小说《猎杀红色十月》被翻译成日文版时，我曾经非常入迷地阅读，但是当该小说被拍成电影时，苏联已经解体，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从此之后，美国的好莱坞开始改变创作主题，多以施瓦辛格为主角的惊险超人影片为主题，而渐渐地失去了固定的反对苏联的主题。

苏联的解体，使我再一次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中国就是应该走自己的路的。尤其是最近，我更加能够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刻意义。正是由于中国放弃了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所以才没有同苏联一起走向解体。对此，也许虽然不是毛泽东预见苏联解体，但他有神秘的预见能力，来在全世界面前同苏联展开论战，最终脱离了苏联集团。

在“文革”时期的国际关系论研究领域中，还不可能有对冷战结构解体以后的国际框架来有所论述和评价。因此，首脑外交作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新鲜的外交活动显现出来了。通过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实现的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就是这一外交的一个典型事例。在积极推进首脑外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目中，也可能始终存在着苏联的阴影，所以他们的思考中还残留冷战结构的思考方式，但是却可以说他们在外交上演出了一部宏伟的剧目。

由此，国际关系论不再是被一些复杂理论所左右的冷战结构或框架（即思考方式），而是已经进入了戏剧化的时代。对此如何加以说明，我们不得不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其理由之一，是因为首脑外交反映着首脑本人的全面性格特点，所以一般学者不可能完整地解释或说明。

而且某一个人的性格中往往有意外之处，所以学者更不敢随意加以说明。

另外，其全面性格特点，还包括（无意识中）带着民族特点的思考，即“民族思考”。学者必须站在一个前提，就是应该从大局把握和判断一个民族。但从大局了解一个民族、了解其“民族思考”，又是难于做到的。

在国际关系论的领域，第一个着手这么巨大的、未知的题目的学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林振江博士。这确实值得关注。

2007年11月于北京大学勺园

后记

2001年拿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之后，有不少老师和朋友劝我再做深一步研究，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我没办法摆脱现实的工作，只能自己找零散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的论文终于能成为一本书。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冒昧的请求，给此书作序。此外，他还给我指导了2000年以后的中日首脑外交该如何评价。在此向竹内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老师从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就给我很确切的指示和宝贵的建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陆庭恩教授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有陆老师的热心指导我才能够走到这一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玉教授总是耐心地给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另外，梁云祥老师给我不辞辛苦的帮助，为此书的框架和具体内容提供了很珍贵的意见的同时，还参与了书稿的审读。梁老师是我尊敬的朋友，特别感谢梁老师所给我的热心帮助。现在在日本外务省工作的关山健在我写作过程中一直帮助我、支持我，使此书得以顺利完成。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没办法做到现在的地步。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林振江2008年1月1日

　　首脑外交是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广为采用的一种外交活动形式，在世界外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书以二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主线，深度探讨首脑外交在中日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影响首脑外交成功的核心要素。　　本书论述了国际关系中“首脑外交”的起源、定义、意义、局限和风险等，并以二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主线，以中日关系正常化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论述了首脑外交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并就如何以首脑外交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简介】　　林振江，1967年生，日本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现任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曾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中国的日本研究史》等书，发表《小渊惠三与中日关系》、《中国与日本的首脑外交（19492000）》等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