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论

上篇　法治:思考的历程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人的法治观

一、“伟大的对话”：古希腊的人治论与法治论

二、罗马人的“以法为据”

第二章　西欧人对法治的探讨

一、英国的法治主义和法律主治论

二、法国的法治理论

第三章　美国人对法治的理解和设计

第四章　当代中国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论争

一、思想解放与法学萌动

二、法治与人治问题的纷争

三、讨论过后留下的思索

中篇　法治:理论的探索

第五章　法治概念界说

一、法治概念的困惑

二、法治概念方法探寻

三、法治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的界定

第六章　法治实体价值探微

一、引子:法治价值入口处的探寻

二、法治实体价值之一:权力的合理位置

三、法治实体价值之二:自由与法律

四、法治实体价值之三:权利与义务

第七章　法治形式价值论说

一、法治形式化原则的起源

二、法治形式化原则之一:普遍性原则

三、法治形式化原则之二:可操作性原则

四、法治形式化原则之三:至上性原则

五、法治形式化原则之四:程序正义原则

六、法治形式化原则之五:法律组织职业化原则

第八章　法治状态剖析

一、法治的观念模式

二、法治的制度框架

三、法治的组织结构

四、法律秩序

五、法治状态的整合模式

下篇　法治:实证的分析

第九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发展模式的追寻

一、法治的胚胎:古希腊、罗马的法制发展

二、从“法”个人走向“法”国家:法国及欧洲大陆国家法治发展模式

三、传统与革命:英国资产阶级法治发展模式

四、“宪法主治”:美国资产阶级法治发展模式

第十章　新中国前三十年法制透视

一、新法制的初步预言

二、1949:新纪元

三、1954:伟大的奠基

四、1957:风云突变

五、1966:走向悲剧

六、1976:“拨乱反正”中的徘徊

第十一章　十年法制:反思的方法与尺度

一、十年法制:反思的方法

二、十年法制:反思的尺度

第十二章　十年法制:法治进行曲

一、十年法制发展的契机

二、十年法制发展的目标:法治

三、十年法制的全方位拓进

第十三章　十年法制:法治发展中的冲突

一、冲突之一:传统法文化与法治发展的冲突

二、冲突之二:传统道德观与法治发展的冲突

三、冲突之三:法的实效与法治发展的冲突

第十四章　余论: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

一、引言: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法治思想“突破”

三、中国近代法治思想的“突破”

四、坚守与坚持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

结束语

附录　苏联人对法治的思考

一、法治国家思想的确立:法制思想的历史性转变

二、“惨痛的历史篇章”

三、苏共的“法治国家思想”

四、苏联法学家对“法治国家思想”的探讨

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论》（1989）和《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两书，是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堪称法学界的一块耀眼的路标。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此次修订两书，一是订正了讹误之处；二是尽可能将书中所引汉译本著作按当下通行本予以引证和注释，对中国文献的引证和注释，亦依此例处理；三是书名变动，《权利论》一书，第1版书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1993年），此次修订版，更名为《权利论》；四是《法治论》增加了一章——余论：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最后，《权利论》增加了“代第3版后记”。
　　《新民说：法治论》主要从汉语文献中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卢梭、孟德斯鸠、哈灵顿、洛克、杰弗逊、潘恩等人有关法治的学说；厘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勾画了英、美、法等国的不同法治式样；对中国自1949年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权利论》一书，为《法治论》的姊妹篇，将《法治论》里的论题从中释出加以拓展研究，把关涉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从“宪法/法律性”视角转换成一种“社会性“的书写路径，着重讨论了社会中的权利问题。

适读人群 ：法学、政治学研究者及爱好者

　　《新民说：法治论》看点：
　　1.本书为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初版于1989年，再版于1997年，现经过重要修订和增订后，于2014年11月推出最新版。
　　2.二十多年后，再次出版两书的最新增订版，一方面在于两书代表了两位作者在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思考，而且两书分别在1989年和1993年出版，散发出明亮的光芒，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尚是一片幽暗，该书适时而出，成为指引航向的路灯。二十多年已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的读物，它的价值（于法治与权利的启蒙和奠基作用）仍不可小窥。另一方面，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3.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王人博与程燎原一起，把主要精力投放到了法治问题上。这一选择既缘于他们专业上共有的激情与涌动，也带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反思，而反思的契机则来自于一个景物所形成的心理震颤。在当时他们任职的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重庆市，有一个叫沙坪坝公园的地方，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丛生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缺破败，但墓碑上刻写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是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这些孩子共享一个名称：“红卫兵”，共有一个归宿便是这“红卫兵墓”。墓碑上都刻有“为捍卫×××的革命路线洒尽最后一滴血”的字样，他们倒下的时候是英雄，死后却成了真正的葬品。他们用自己荒谬的死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他们躺在那里为了证明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安顿社会的法制，更渴求一个立于法治之基的社会。由此，两位作者以幸存者的身份并带着青春的热情向法治发出吁求，要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立基而提灯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