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译注

"前言001离骚001九歌045

东皇太一048

云中君050

湘君052

湘夫人056

大司命059

少司命062

东君064

河伯066

山鬼068

国殇071

礼魂073天问075九章125

惜诵127

涉江133

哀郢138

抽思144

怀沙151

思美人157

惜往日162

橘颂167

悲回风177远游177

卜居797

渔父195

九辩199

招魂221

大招245[附录]

《史记.屈原列传》译注263如果把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比作一条长江大河，那么，三百零五篇的《诗经》就是它的上游、源头。它们或如原始森林里幽咽的溪流，或如峭岩削壁间哗笑的瀑泉，那么鲜灵活跳，晶莹可爱，而且千汇百转，兼收并蓄，为下一段的浩浩洪流积蓄着必要的水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春鸟啼晨，唤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春天。就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个灿烂的时代，诗歌之河，如黄河闯开龙门，长江冲出三峡，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汇集了当地的大量水脉，顿时出现了烟波万里的新气象，开创了与中华民族相称的新气派。中国诗歌长河的这一段因出现在楚国的原野上，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市名为“楚辞”。文学史上一些特别灿烂的时代，往往由一两个杰出的作家开辟出来，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整个文学时代的风貌。他们的名字也就成为那个文学时代的代称。“楚辞”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屈原开创的、战国后期在楚国流行的一种新诗体；二是指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它既是诗体的名称，又是诗集的名称。不管就哪种意义说，屈原都是它的主要代表。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屈原是属于楚国的，他是楚国的左徒，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是楚国的政治犯，最后在楚国死节，“受命不迁”（《桔颂》），一步也不愿离开楚国的土与水。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却是属于全中国的。屈原是在华夏文化的哺育下生长起来的。楚文化是整个华夏文化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决不是华夏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统。以《诗经》为例，它象在中原各国一样地在楚国流行。《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对论王太子的教育内容，明确说要“教之《诗》”、“诵《诗》”。楚国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经常引用《诗经》，例如：《左传》文公十年：“子舟（楚文正之后）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诗.大雅.丞民》句）‘母纵诡随，以谨罔极。’（《诗.大雅.民劳》句）……”《左传》宣公十二年：“孙叔（楚令尹）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小雅.六月》句）先人也。’”又：“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诗.周颂.时迈》句）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诗.周颂.武》未句）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今《诗.周颂.赉》句）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周颂.桓》句）……”《左传》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诗.小雅》）。”《左传》昭公七年记楚灵工“为章华立宫”，无宇辞曰：“……封略之内，何非君主？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句）”《国语.楚语上》：伍举对楚灵王曰；“故《周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鹿攸伏。’（《诗.大雅.灵台》）”宋玉《九辩》也化用《诗.魏风.伐檀》。“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诗经》在楚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作用，和中原各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反映在屈原作品之中。在屈赋里，只有《天问》最后提到楚国的几位历史人物，连篇累牍的都是“天下”的历史名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伯夷、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来用的神话素材，除《九歌》的湘君、湘夫人等外，基本上也是属于全中国（当时的“天下”）的。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心，不在九疑，而在昆仑。在《天问》这座庞大的神话宝殿里，竞没有一尊楚国的地方神祗，也没有一个仅仅属于楚国特有的神话故事。《离骚》开头称美世系时，并提神界始祖高阳与凡界先人伯庸（详见本书附录《离骚首八句考释》），写法与《诗经》的《生民》、《玄鸟》、《长发》等篇相同。最后“忽临睨夫旧乡”时写道：“仆夫悲余马怀兮。”用的是《诗.周南.卷耳》“我马癀矣，我仆痛矣”的习语。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着眼，楚辞与《诗经》确实差别很大，似乎是毫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源头。但是，五四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在形式上的差距不是更大得多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哪个没有受过古典诗词的哺育？正如没有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化，就不会有象郭沫若这样杰出的新诗人一样；没有包括《诗经》在内的华夏古典文化，也不会有屈原。楚辞与《诗经》在艺术上差别大，除了受楚文化的地方色彩这一客观因素影响之外，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它的创始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巨匠，有高度的创造精神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离骚》等作品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点，不仅《诗经》不曾有过，楚国文化史上也不曾有过，而属于屈原的创造。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突破，主要不是表现在每句字数的增加、句中句末用“兮”等，而是在艺术构思上能摆脱创作素材的束缚，有空前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现能力。屈赋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有的，诗人的笔象魔术师的棍棒似的，能点铁成金，使它们全都发出艺术的光芒。诸如个人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兴亡大事，这些都是最难入诗的内容，而经过诗人的象征手法的点化，使枯燥的生活原型得到升华，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量；因而，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感染力的高度统一，也就成了屈赋的主要特色，这恐怕是屈原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贡献。对于屈原这样一位划时代的文化巨人，人们当然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但因史料欠缺，对他的生平，论证得越详细，猜测之词就可能越多。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了解屈原生平的最重要依据。本文不对屈原生平作详细的论证介绍，而只把《屈原列传》作了译注，列为附录，供读者参考。据司马迁说，继屈原之后，楚国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说宋玉有赋十六篇，今本《楚辞》里只收了一篇《九辩》。《艺文志》说唐勒有赋四篇，早已亡佚。《艺文志》没有说起景差的作品，今本《楚辞》里的《大招》，王逸说“或曰景差”所作。屈原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是单篇流传，最早给楚辞作品作注解的是汉武帝时候的淮南王刘安，他只注解一篇《离骚》，叫《离骚传》。《离骚传》今已亡佚，但它的一些片段还保留在《史记.屈原列传》与班固的《离骚序》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人，东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他在《楚辞章句》里自称“校书郎臣”，则其书当在作校书郎时撰成。据王逸说，《楚辞》一书是西汉大学者刘向编定，共十六卷。王逸作注时加上一篇自己写的《九思》，共十七卷。宋人洪兴祖给这个本子作了补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本子的篇目次序如下：一、《离骚》（屈原）；二、《九歌》；三、《天问》；四、《九章》；五、《远游》；六、《卜居》；七、《渔父》；八、《九辩》（宋玉）；九、《招魂》；十、《大招》（屈原或景差）；十一、《惜誓》（贾谊）；十二、《招隐士》（淮南小山）；十三、《七谏》（东方朔）；十四、《哀时命》（庄忌）；十五、《九怀》（王褒）；十六、《九叹》（刘向）；十七、《九思》（王逸）。楚辞不同于《诗经》，《诗经》就是三百零五篇，楚辞的篇数却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一直收到宋代的辞赋作品。以后各种《楚辞》注本篇数也不一致。有的只收到《大招》为止，把汉人作品全部割掉。作为一个时代的某一文体的结集，在时间上应该有个界限。否则将漫无边际，容易引起混乱。一般研究楚辞，都以战国时期的楚国作品为对象。本书以王逸《章句》本为根据，裁去《惜誓》以下的汉人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也可算是完整的楚辞读本了。各篇除译注外，都有题解。题解根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详略不尽一致。注解力图择善而从，尽可能广泛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间或也有自己的千虑之一得。如本书对《离骚》首八句的理解与各家注本不同，承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鼓励，并帮助我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才使我决心把自己的看法拿出来；为了说明理由，我写了一篇《离骚首八句考释》作为附录，以就正于海内专家和广大读者。译诗的格律，基本上有三种：四顿两截体；三顿体；基调五七言。为了探索这三种格律，我写过两篇稿子：一、《从闻一多的（死水）谈到新格律诗问题》，载于《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四期；二、《五七言的单音煞尾》，载于《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五日。值得一提的是前一篇稿子的发表。那篇稿子对何其芳同志的格律主张提出了商榷的意见，我把稿子寄给何其芳同志，请他指教。我当时还在农村劳动，是个二十多岁的刚“摘帽”的“右派”。想不到何其芳同志意愿为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承担“政治责任”，把他的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稿子推荐给《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编辑同志又提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后来，我把一部分《楚辞》译注稿寄给何其芳同志，何其芳同志把它转给胡念贻同志审阅，胡念贻同志给我提了宝贵意见。当时，原安徽大学教授李翘（孟楚）先生，也曾对我作过热诚帮助。我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能坚持完成《楚辞译注》初稿，是与这些前辈学者的鼓励帮助分不开的。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四年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它就与其他手稿一并被抄。当时，我在温州市郊永强中学执教，我的学生范新华同志把它从“造反司令部”“偷”出来，藏在自己家里，后来归还给我。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得以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我把稿子寄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承蒙他们错爱，提了三次精当、具体的修改意见，使一堆发黄的旧稿纸也浴到新的阳光。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维提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拙稿修改期间，北京大学林庚先生、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袁珂先生，以及杭州大学郭在贻、浙江省文联骆寒超、杭州师院罗促鼎、淮阴师专萧兵诸同志，曾以不同方式给我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董楚平1983年8月25日于杭州"

　　楚辞不同于《诗经》，《诗经》就是三百零五篇，楚辞的篇数却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一直收到宋代的辞赋作品。以后各种《楚辞》注本篇数也不一致。有的只收到《大招》为止，把汉人作品全部割掉。一般研究楚辞，都以战国时期的楚国作品为对象。本书以王逸《章句》本为根据，裁去《惜誓》以下的汉人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也可算是完整的楚辞读本了。本书图文并茂，并附有字词注释，是楚辞阅读的佳本。　　本书中各篇除译注外，都有题解。题解根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详略不尽一致。注解力图择善而从，尽可能广泛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间或也有自己的千虑之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