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重构与突破

第1章 绪论1.1 选题背景1.1.1 治理的主体、客体、环境、需求发生了深刻变迁1.1.2 治理转型领域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1.1.3 治理转型研究是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1.2 文献综述1.2.1 核心概念辨析和界定1.2.2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治理转型模式的研究1.2.3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治理转型及模式的研究1.2.4 中国治理转型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3 研究方案1.3.1 研究定位1.3.2 研究意义1.3.3 研究方法1.3.4 研究设想

第2章 治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2.1 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应用2.1.1 西方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2.1.2 西方治理理论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2.1.3 治理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应用2.1.4 对治理理论的主要批评2.1.5 治理理论对分析中国治理转型的借鉴性2.2 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现状2.2.1 治理理论的引介2.2.2 治理理论的应用2.2.3 对治理理论的理论探讨和反思2.2.4 治理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2.2.5 对国内治理研究的兑体评价2.3 治理理论本土发展与转化的基本语境2.3.1 基于一般性中西比较的反思2.3.2 文化冲突视野下的治理转型2.3.3 基于社会转型的反思2.3.4 基于制度变迁的反思2.3.5 四种因素的交织：治理理论本土发展的基本语境2.4 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发展2.4.1 建设性补充政治发展、行政发展研究的不足2.4.2 以治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国治理转型的立足点

第3章 中国治理转型的过程与困境3.1 中国治理转型的历史起点3.1.1 贫瘠的传统继承3.1.2 全能性的政治社会结构继承3.2 中国治理转型的基本背景3.2.1 经济的转型和变革3.2.2 社会转型和变革3.2.3 文化转型和变革3.3 中国治理转型的历史演进（1978—2008年）3.3.1 治理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1年）3.3.2 以维护稳定为中心的治理转型阶段（1992—2002年）3.3.3 治理转型新探索阶段（2003年至今）3.4 中国治理转型的主要探索3.4.1 政党治理探索3.4.2 政府治理探索3.4.3 社会治理探索3.5 中国治理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3.5.1 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3.5.2 从集权到分权3.5.3 从人治到法治3.5.4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3.5.5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3.6 现阶段中国治理转型面临的深层次问题3.6.1 官民两极治理结构的强化和紧张3.6.2 党的转型与宪政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关系更趋紧张3.6.3 权力一权力、权力一权利、权利一权利的制度性紧张3.6.4 非制度化博弈的低层次徘徊3.6.5 地方庇护网政治等政治肿瘤尾大难掉3.6.6 治理转型战略选择的短期合理性与长期合理性的两难选择3.7 两极治理模式及其内在缺陷3.7.1 两极治理模式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治理模式3.7.2 两极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3.7.3 两极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3.8 现阶段中国治理转型的基本模式及局限性3.8.1 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3.8.2 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的优势3.8.3 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的局限性

第4章 治理转型的基础环境4.1 治理转型的纵向环境：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演变4.1.1 多领域合一向多领域相对分离的历史演变4.1.2 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整合的历史演变4.1.3 治理转型的社会潮流冲击传统治理结构4.1.4 不同进程的复杂交织4.2 治理转型的横向环境：多层面贫困的并存和交织4.2.1 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4.2.2 多领域贫困的并存和交织

第5章 突破治理转型困境的关键：党的转型与宪政发展的良性互动5.1 诺斯悖论视野下党的转型困境5.1.1 党的合法性困境5.1.2 诺斯悖论视野下的政党转型5.1.3 政党建设的两个错误思路5.2 宪政发展的潮流与困境5.3 宪政发展与党的转型的交集5.3.1 文集的前提5.3.2 社会可接受程度5.3.3 中国共产党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5.3.4 文集的优越性

第6章 治理转型的文化资源和进路6.1 分析框架：价值、制度、行为与救济机制6.2 中华治理传统的内在矛盾与时代局限6.2.1 中华治理传统的价值体系（“道统”）6.2.2 中华治理的制度体系6.2.3 中华治理的行为模式6.2.4 中华治理的救济机制6.2.5 中华治理传统的内在缺陷6.3 西方宪政治理模式6.3.1 西方宪政治理的价值体系6.3.2 西方宪政治理的制度体系和行为模式6.3.3 西方宪政治理的救济机制6.3.4 西方宪政治理的成功原因6.4 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6.4.1 中国宪政尝试的价值体系6.4.2 中国宪政尝试的制度体系6.4.3 中国宪政尝试的行为模式6.4.4 中国宪政尝试的救济机制6.4.5 中国宪政尝试失败的原因6.5 中华治理传统的现代价值6.5.1 “道统合法性”和“民意合法性”的互补6.5.2 从“以道驭势”出发重建中华治理传统6.5.3 中华治理传统重建的可行性与优势6.6 中华治理传统的现代重建6.6.1 新“道统”：中华治理传统现代重建的价值基础6.6.2 新“政统”：中华治理传统现代重建的公共治理结构6.6.3 新“民统”：中华治理传统现代重建的坚实基础

第7章 中国治理转型的模式重构7.1 模式重构的标准与原则7.1.1 目标标准：中国国情与现代基本价值的创造性结合7.1.2 过程标准：整合、改革、发展的高层次平衡统一7.1.3 模式重构的基本原则7.2 价值和功能的选择与承担7.2.1 承担“议统”功能7.2.2 承担“官统”功能7.2.3 承担“宪统”功能7.3 三极互动模式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一个构想7.3.1 “宪统”：中国共产党转型为宪法性整合秩序的核心主体7.3.2 “官统”：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核心主体7.3.3 “议统”：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表达和综合的核心主体7.3.4 以“民统”为基础保持三极互动治理模式的开放性7.3.5 “三极互动”模式的比较优势7.4 两极治理模式向三极治理模式的过渡7.4.1 治理转型的启动7.4.2 治理转型的战略7.4.3 治理转型的过程7.4.4 治理转型的终点

第8章 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东北大学公共管理博士文库·困境重构与突破：中国治理转型的模式研究》对中国治理转型的模式进行了重构，提出应该扬弃“官（政党一政府）一民（社会）”两极治理模式，抛弃治理转型的“技术性渐进变革模式”，建立“政党治理一政府治理一社会治理”三极互动的治理模式，政党、政府与社会三极良性互动既是治理转型的路径，也是理想的现代治理状态；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应该实现由“全能型政党”向“功能型政党”的现代转变。唯此，才能够促进政党彻底转型，实现政党权威在治理转型过程中以及在现代治理结构中的合法性重构，较好的保证治理转型过程的有序性和结果的彻底性，并最终实现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