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档案

中文版前言

楔子好奇心

里加的“宝藏”

泪洒高尔基市

满洲大草原

骨肉离散

从伪满洲国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10月的“黑渡鸦”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

渡鸦去而复返

“哈尔滨命令”

幸存者

哈巴罗夫斯克的亲人

远东的奸细

平反昭雪

重返哈尔滨

去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还是去悉尼？

亲人的足迹

中文版后记

致谢

译后记

前言

李尧发来的邮件“主题”一栏赫然写着：“关于你的《哈尔滨档案》的翻译。”我看了大吃一惊。

这封邮件于2007年6月到达。那时候，我正在墨尔本，搞一个关于“人种学”的课题。对于我，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而不得不苦干两个星期。那天，我还看了一部让人心酸的俄罗斯电影，颇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晚上回到住处，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马上躺下睡觉。可我还是先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和明天的工作有关的邮件。我迅速浏览着，目光被这封署名李尧，显然来自中国的邮件所吸引。我立刻打开。

礼节性的问候过后，“现在我正在翻译你的《哈尔滨档案》”这句话映入我的眼帘。

此话怎讲？他在翻译我的书？谁允许他翻译了？我立刻睡意全无。他甚至说，打算年底翻译完此书，争取在中国早日出版。这个人是谁呀？他怎么敢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就擅自做主，“翻译出版”我的著作!几年前我在哈尔滨参加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那以后，我收到过好几封邮件，都表示想“迅速”翻译我的著作。我对这种事情很警惕。我认为，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翻得不好，还不如不翻。

不过。这封邮件不同。这个神秘的李尧，不但信写得礼貌而且十分流畅，还提到他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朋友和译者。我认识周思，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信的最后，李尧说希望在澳大利亚见到我，讨论一下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具体细节，包括版权。我意识到，他已经考虑并且充分尊重了我的“知识产权”。但是，什么时候能和他见面还不得而知。

平静下来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邮件，注意到刚才忽略了的一句话：“这本书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两年前推荐给我的。可是我的工作非常忙，一直拖到现在才着手翻译。”

我渐渐想起这段往事。整整两年前，我到北京看望艾伦.托玛斯大使。他是我原来做外交官时的同事。大使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对《哈尔滨档案》的出版表示祝贺之后，再三说，中国读者可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她还告诉我，有个中国教授专门翻译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已经翻译出版了十几位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的文学、文化、历史专著。她提到好多作家的名字，不过我只记得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一怀特、《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玛斯.肯尼里，还有尼古拉斯.周思。萨利．波斯维克说，过几天大使和她将在大使官邸宴请托玛斯‘肯尼里，李努教授也应邀出席，问我愿不愿意把《哈尔滨档案》转交给他？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哈尔滨档案》就是我的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族的故事。

离开北京之前，我给萨利.波斯维克留下一本《哈尔滨档案》，我甚至在扉页上写下送给这位教授的字样。可是回到悉尼之后，一直忙于工作，就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

我在这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封邮件里得到了李尧何时来访的答案。信正是他提到的尼古拉斯.周思写来的。尼克是作家、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现在也仍然为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努力工作。李尧给他发邮件，问他认不认识我，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正在翻译我的书，更因为，他将在七、八月间访问澳大利亚的4座城市、6所大学，他想在悉尼访问期间见我一面。

我真的激动了!立刻给李尧回信，告诉他，来信收到，知道他在翻译我的书非常高兴。随后的两个月里，李尧鼓励我再补写一章，把《哈尔滨档案》英文版出版后发生的，我一直想告诉读者的事情写出来。他还建议我在中文版里再增加一些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照片。他说中国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离李尧访问澳大利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发邮件邀请他见面后到我家吃饭，告诉他，我的父母都能说流利的中文。李尧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说要给我父亲带一瓶东北烈酒。因为他知道我的父亲来自寒冷的中国东北，一定深深地怀念那个遥远的地方。

和李尧的见面令人难忘。他刚过60，目睹了半个世纪间中国的风云变幻，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型文化人。我们的谈话天马行空，从翻译的艰难到出版的快乐，从风景秀丽的澳大利亚到我们共同的根一一中国。我的丈夫安德鲁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由于获得日本外交官杉原颁发的签证才辗转来到中国上海，逃过法西斯大屠杀。和他们同时逃到上海，幸免遇难的波兰犹太人还有1200名。安德鲁在网上制作了一个节目《芳白路的七分枝圣烛台》，讲述的就是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李尧对这个节目极感兴趣。

我的父母到来之后，谈话变成中文。他们给李尧讲了许多当年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父母说中文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研究系读书时学的中文。每逢看到他们说中文，我就特别后悔，自己在有条件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学习。我的父母和李尧有许多共同点。他们3个人都以语言为工具。我的父母是中文和俄文翻译，尤以理工科见长；李尧把英、美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成中文。他也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我的许多亲戚曾经在内蒙古海拉尔生活)。他们都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追忆往事的快乐在我们喜欢去的中餐馆继续着。我们一起吃北京烤鸭、饺子和别的可口的菜肴。吃甜食的时候，李尧和我的父母都想起他们喜欢的中国革命歌曲，不由得轻声哼唱起来。谈起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接下去，我们还合唱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包括《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尧用中文，我和我的父母用俄文。

在李尧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有幸又见到他几次。一次是他在西悉尼大学做题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另一次是在墨尔本。那天晚上，我和安德鲁在中国城一家不错的中餐馆为他送行。我们频频举杯，为友谊和理想干杯。

读完这本书的后记，你将看到，自从《哈尔滨档案》出版后，我的书和曾经生活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我和跨越几大洲、几代人的杰出人士联系到一起。李尧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2008年3月写于悉尼

后记

两年前，我国读者熟悉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尼里来华访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伦.托玛斯先生在大使官邸举行欢迎宴会。我因翻译过托玛斯.肯尼里的重要著作《内海的女人》应邀出席。席间，大使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对我说，她的朋友玛拉.穆斯塔芬写了一本题为《哈尔滨档案》的书，在澳大利亚受到广泛好评，并且屡屡得奖。她还给我讲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建议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随后，使馆文化处的朋友送来原著，我看了以后，心灵被这本书所讲述的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故事深深撼动，同时深信我国读者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并且从中获益。翻译期间，我正好到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见到玛拉一家，和书中的重要人物玛拉的父母几次长谈，亲眼看到与这本书的情节有关的部分实物，从而对《哈尔滨档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后一年间，我与玛拉书信不断，及时听到她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翻译好这本书起到很大的作用。值此《哈尔滨档案》出版之际，谨向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艾伦.托玛斯先生和他的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女士，向使馆文化处的朋友以及玛拉.穆斯塔芬一家致以深切的谢意。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所有关心和支持《哈尔滨档案》出版的领导和朋友。他们不计成本、不图私利，为本书的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青年编辑余瑾。她不但中英文俱佳，而且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由于她的辛勤劳动，这本书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黑龙江日报》社的曾一智也是我们必须感谢的朋友。她是研究哈尔滨地区文化历史的专家。她热情地帮助我们校正这本书里出现的哈尔滨的街道名称，提供了俄罗斯人姓氏准确的翻译以及书中出现的中国人正确的名字，使我们避免了错误，使这本书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总之，《哈尔滨档案》凝聚了许多中外朋友的热情、理解、真诚和友谊。它的出版本身就说明，我们都将站在新的高度，审视历史长河的曲折迂回，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我们的世界将因为这种审视与反思变得更加美好。

译者

2008年8月26日

　　《哈尔滨档案》是一部用档案材料、照片、书信文件和回忆记录等材料勾勒出来的家族史。它不只是描写家族成员悲欢离合的普通的家族历史，而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移民在冲突发源地满洲的政治、战争漩涡中苦苦挣扎，以及在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漩涡中被吞没的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是一部发自内心地对集权政治的控诉的力作。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3万多个苏联家庭离开中国，返回他们向往的“祖国”。　　1937年6月，针对帮助德国和日本从事经济破坏和叛国活动的犯罪分子的大清洗很快从上层领导波及到全苏联。包括本书主人公奥尼库尔一家人在内的“哈尔滨人”都成了逮捕的对象，其中30,992人被处决。　　玛拉.穆斯塔芬，奥尼库尔家族的后裔，透过一张发黄的照片，揭开了尘封六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她发现的前苏联内务部的“哈尔滨档案”，不仅揭开了家族悲惨命运的秘密，更将“哈尔滨人”惨遭大清洗的惊天秘密公之于世。【作者简介】　　玛拉.穆斯塔芬，出生于哈尔滨，1959年，5岁的玛拉随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她精通俄语及英语，做过外交官、记者。《哈尔滨档案》的英文版于2002年由兰登书屋出版，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赢得极高的国际声誉，荣获澳大利亚国家传记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