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的花朵

后记

那部演出过很多版本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写于1999年年初，我刚结婚不久，从意大利蜜月回来。这是个可能误导观众的信息，所以避免跟人提起。“新婚的人为什么写这么一出戏？”这是常见的疑问。现在时过境迁，我说起这个，是想说我是个过分认真的人，总想给生命一个交待。这种愚蠢的努力简直成了我的噩梦，当然，也是最终的救赎。

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2003年完稿，在校对完最后清样，下厂印刷的时候我怀了孕。2005年3月，《琥珀》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演出结束后赶去半岛酒店的酒会，在我忙着点头道谢的时候，有人忽然问我：“孩子好吗？”我当时吓了一跳，那个夜晚我生活在《琥珀》的世界里，的确忘了我有一个好看的孩子，忘了我是因为那个小小的家伙改变了剧中的结局。

写作，我时常希望它对我只是游戏，但实际上它直接参与了我的生活，干涉着我的身体，甚至控制了我的内分泌。或者相反，那些文字，无论是书还是剧本，都是生命的分泌物，痛苦的，困惑的，好奇的，痴迷的，骄傲的……面对一个作者，无论是读者观众，还是朋友，总会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写？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是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很希望那一切是我“想”出来的，但是不是，那是整夜燃烧的蜡烛最后剩在托盘里的那点儿蜡油，我将它们塑之成型。

我是个低产的编剧，更是个低产的作家，以前曾给报纸杂志写过专栏，后来作罢。那不是适合我的工作，我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对一些当时看似热闹，其实却毫无意义的事情发表看法也实在没有必要。我讨厌废话，讨厌枯燥、无趣、缺乏意义的言谈，别人的和自己的都讨厌，如果不是非说不可，我宁可闭嘴。

《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悲观主义的花朵》，是我偏爱的作品。有个高产的朋友曾在他的书里说过：“如果我的书能安慰你的生之噩梦，我很荣幸。”大家常常把他当成笑谈，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我没有他那么自信，但是就借用他的话吧。

还有个作者的俗套，就是感谢。我从未这样做过，但我决定这一次不再免俗。感谢我的丈夫，迄今为止，我全部话剧作品的导演。作为一个曾经著名的愤青，他其实是宽的，厚的，是生命中好的那一面。我知道我不是没有优秀品质，但这些品质对世俗的平静生活并无帮助。容忍我对日常琐事缺乏热情，急躁脾气和抑制不住的冷嘲热讽，是源于他对生命更大更坚定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我所没有的，它即使不能改变，至少安定了我的情绪。当然，他的经常的不经意的正确也会激起我的不安，但他对我凌晨时分间或发布的奇谈怪论和绝望言辞一直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以朋友的善意将我的尖刻理解为聪明，以倾听的无形之力暂时分散了要淹没我的洪水。谢谢他。

计划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我正在读萨拉.凯恩的剧本集，她是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生于1971年，1999年在医院的卫生间自缢身亡，写过5出戏和1个电影剧本，剧作惊世骇俗，不同凡响。我该感谢老天，为我适可而止的才能，以及，尚能忍受的痛苦，尤其是，还有慰藉，怜惜，凝神微笑的瞬间，可以表达和难以表达的爱意……谢谢。

2007年11月

UHN窗前

冬日难得的耀眼阳光下

《悲观主义的花朵》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编剧廖一梅的长篇小说，出版后便被《文汇报》书评版称为年度最好的小说。可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读。此次再版恢复了当年被删节的部分。
　　为爱而生，很多人这样标榜自己，为爱而生?不，我不为爱而生，爱是我躲之不及的怪物，是人生对我抛出的媚眼，顾盼有情中生出的一点眷恋，是这世界将你抽空、打倒，使你放弃尊严的唯一利器。别大言不惭地谈论为爱而生吧。
　　我们一生中总要遭遇到离开心爱人的痛苦，那可能是分手，也可能是死亡，对此即使我们早有准备也无力承当。人类唯一应该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面对这种痛苦，但是从来没有人教给过我，我们都是独个地默默忍受，默默摸索，默默绝望。

爱到深处，你无法不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廖一梅的剧作《琥珀》、《恋爱的犀牛》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在《悲观主义的花朵》的每一页，你都可以感到爱情像玻璃一样刺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