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论

第一章　权利是什么

一、 权利：历史上的不同界说

二、 权利：当代中国法学的一个热门话题

三、 权利的另一种界说

第二章　人的主体性：权利的一个基点

一、 “自由自觉活动”：权利的内在性

二、 需要•利益•选择•权利

三、 个体与社会: 权利关系的实质构成

第三章　并非灰色的回忆：权利的历史

一、 西方社会权利的始点：古希腊、古罗马人的权利

二、18—19世纪：从自然权利到个人本位的权利

三、20世纪：是权利的个人本位还是权利的社会本位

四、 历史的遗产：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利

五、 辉煌与曲折：中国现代社会的权利发展

第四章　权利•正义

一、 承认权利的正义

二、 分配权利的正义

三、 保护权利的正义

四、 权利正义与法律正义

第五章　权利•国家•权力•民主

一、 政治解放: 从“非人” 到“人”

二、 确认和保障权利: 国家的义务

三、 权利与权力

四、 权利与民主

第六章　权利的法律界限

一、 权利的相对性

二、 权利的界标: 内部限制和外部限制

三、 权利界限与价值选择

四、 “法不禁止即自由”

第七章　权利市场与权利交易:权利的经济问题

一、 权利是一种商品吗？

二、 权利市场: 权利交易及其交易成本

三、 效益权利观

四、 一点余论

第八章　权利背后的神秘力量:权利文化

一、 一个简单的界说

二、 权利系统背后的无形力量

三、 权利文化的变迁

四、 “权利人”的造就

第九章　法律与社会:权利本位论

一、 权利本位: 论争的一个焦点

二、 法律本位论争的“功”与“过”

三、 一种新的思考: 社会的“权利本位论”

第十章　从理想到现实：权利的三种形态

一、 应有权利：本质•价值•原则

二、 法定权利：权利的法律化与制度化

三、 现实权利：权利的最终归宿

四、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权利推定

第十一章　救济：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一、 冲突：权利需要救济

二、 救济的含义与方法

三、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第十二章　权利的脊梁：宪法救济

一、 来自最高法律性的宪法救济

二、 宪法救济制度的形成及其模式

三、 期待中的中国宪法救济制度

第十三章　主导性的权利救济:诉讼机制

一、 实体权利与诉讼法

二、 诉讼救济的价值基础: 诉讼正义

三、 诉讼救济的制度机制

第十四章　辅助性的权利救济:诉讼外解决方法

一、 诉讼外解决方法: 权利救济的辅助性工具

二、 寻求诉讼外解决: 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三、 从权利救济看“东方经验”

结　语　未完的路

代第三版后记　权利理论研究的“再出发”

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论》（1989）和《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两书，是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堪称法学界的一块耀眼的路标。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此次修订两书，一是订正了讹误之处；二是尽可能将书中所引汉译本著作按当下通行本予以引证和注释，对中国文献的引证和注释，亦依此例处理；三是书名变动，《新民说：权利论》一书，第1版书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1993年），此次修订版，更名为《权利论》；四是《法治论》增加了一章——余论：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最后，《权利论》增加了“代第3版后记”。
　　《法治论》主要从汉语文献中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卢梭、孟德斯鸠、哈灵顿、洛克、杰弗逊、潘恩等人有关法治的学说；厘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勾画了英、美、法等国的不同法治式样；对中国自1949年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新民说：权利论》一书，为《法治论》的姊妹篇，将《法治论》里的论题从中释出加以拓展研究，把关涉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从“宪法/法律性”视角转换成一种“社会性“的书写路径，着重讨论了社会中的权利问题。

适读人群 ：法律研究者、法学学生


　　《新民说：权利论》看点：
　　1.本书为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初版于1989年，再版于1997年，现经过重要修订和增订后，于2014年11月推出最新版。
　　2.二十多年后，再次出版两书的最新增订版，一方面在于两书代表了两位作者在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思考，而且两书分别在1989年和1993年出版，散发出明亮的光芒，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尚是一片幽暗，该书适时而出，成为指引航向的路灯。二十多年已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的读物，它的价值（于法治与权利的启蒙和奠基作用）仍不可小窥。另一方面，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3.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王人博与程燎原一起，把主要精力投放到了法治问题上。这一选择既缘于他们专业上共有的激情与涌动，也带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反思，而反思的契机则来自于一个景物所形成的心理震颤。在当时他们任职的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重庆市，有一个叫沙坪坝公园的地方，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丛生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缺破败，但墓碑上刻写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是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这些孩子共享一个名称：“红卫兵”，共有一个归宿便是这“红卫兵墓”。墓碑上都刻有“为捍卫×××的革命路线洒尽最后一滴血”的字样，他们倒下的时候是英雄，死后却成了真正的葬品。他们用自己荒谬的死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他们躺在那里为了证明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安顿社会的法制，更渴求一个立于法治之基的社会。由此，两位作者以幸存者的身份并带着青春的热情向法治发出吁求，要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立基而提灯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