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飘泊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导论

一“人往高处走”

二苗族的客观迁徙过程

三苗族研究背景下的迁徙、社会记忆、村庄与历史、信仰与仪式

四田野经过与全书框架

第二章上坝

一个由迁徙而定居的苗族山寨

一村落形成的历史

二从迁徙到定居的转变

三由迁徙而形成的村寨空间格局

四家族、家支及相互关系

第三章年度仪式周期的演变：

“蒙”汉关系向民族－国家关系转变下山寨的仪式体系

第四章离魂归来：个人的叫魂及驱鬼仪式

一取名仪式与叫魂

二对鬼的信仰与驱鬼仪式

三魂、鬼信仰的意涵

第五章家庭、家族与全寨的叫魂仪式

一家庭的叫魂仪式

二家族的叫魂仪式：砍火星

三村寨的叫魂仪式：祭龙

第六章村寨间流动的节庆：踩花山

一冷季与热季的划分

二踩花山庆典

三婚礼中“迁徙”的再现

第七章丧葬仪式

魂兮归去

一一场迟来了24年的“烧灵”

二上坝苗族的一生一世

三葬礼上的鼓

四芦笙调与芦笙师傅

五开路

六苗族的丧葬仪式：送魂的芦笙和鼓

七联结阴阳的“cibxongb”

八烧灵魂兮归去

九丧葬仪式的意义

第八章结论：村落的表述与族群的迁徙

一游耕向定居的转化及社会结构在冷季与热季的安排

二自然与魂的流动

三迎接“祖先”，驱鬼与砍火星

四送魂回故乡的葬礼

五迁徙的想象与定耕的村落：对国内民族志的反思

六他者的历史

七余论

附录上坝家户人口统计资料（2004年）

参考文献

后记

　　作为曾经的迁徙民族，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在民族国家力量的推动下，经营定耕的农业生活已近五十年的时间。从几近原始的游耕到受现代国家支持的定耕，其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那些经年累月的游耕所赋予的观念、信仰与记忆又会怎样呢？通过对滇东南一个山地苗寨八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作者从个人、家庭、家族、村寨、村寨之间等社会层次揭示了蕴涵着迁徙观的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作者力图通过民族自身的历史感来对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进行反思。　　苗族是中国南部一个典型的山地迁徙民族。直到1949年，苗族才基本停住了迁徙的脚步，渐渐在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寨和集镇安顿下来，形成相对稳定的定居社区。五十多年来，苗族村寨作为相对稳定的社区延续下来，它们彼此之间也建立了较为固定的地缘关系。那么，这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是否已使苗族忘却了他们的迁徙史？或者说，迁徙史对于如今生活在苗寨中的人们有什么意义？它是否还被他们运用来构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了田野工作。　　本书采用民族志方法考察了滇东南一个苗族村落。我的田野工作地点是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和平乡的上坝村。在这个苗族村落从事社会人类学调查逐渐使我认识到，定居的现状与迁徙的历史是苗族社会文化中相互难以分割的两个方面。从社会形态看，上坝与社会人类学者以往描述的扎根乡土的汉人村庄存在着明显差异。从主观意识上说，他们的神话、信仰体系与仪式均展示了迁徙在苗族的主观意识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们的族群精神（ethos）并没有随着苗族的定居化而消减，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看似定居的农业文明当中感受到一种飘泊的心态。为了揭示苗族定居村落的这一迁徙性，我从村民的社会实践、观念体系和仪式操演等三个层面来考察，并试图通过细部的分析来揭示它们与迁徙的历史之问的关系。　　（1）在社会层面上，上坝由多个苗族家庭迁徙而成。1949年之后，村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经过了国家的重新调整，游耕的村落形态逐渐转变为固定的村落形态。但是，村落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族亲与姻亲关系仍然在年度时间的热季与冷季安排当中交替成为社会事务的中心。冷季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使得苗族社会有别于定耕的农业文明，而在冷季中缔结婚姻的过程也是家族得以繁衍接续的前提。换言之，定居的家族形态要在富有流动性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得以实现。　　（2）在社会记忆层面上，在村中频频讲述的神话、传说、古歌，在老人传授下来的仪式咒语、念白、调词当中都包含着苗族关于迁徙的记忆。　　黄河水朝天、苗族逃难、战争的破坏、汉人的欺诈、重返家园成了上述口承文学中的主题。　　（3）在信仰一仪式层面上，苗族的自然观念将人与植物、动物相并列，信仰存在于一切自然物体中的魂。他们关于魂的想象与家园的别离有关，人及动物、植物求平安的仪式也饱含着魂从远处归来的意蕴。祖先与鬼都是魂的延伸。如果说鬼隐喻着一种外来的暴力，那么村中频繁的驱鬼仪式就表明苗族不断遭到暴力的侵害，他们希望通过驱赶暴力获得自己家园的安定。进而，他们的家门就成了一个划分界线的重要标志，家族每年也要举办重聚迁徙中失散兄弟的活动。最后，人的魂要在人过世以后回到祖先的故地，那是他们迁徙的起始地并为他解去身上的重负，让他享受在故地与先祖们在一起的快乐生活。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考察，本书比较深入地说明定居的苗族村落与迁徙的苗族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将指出，在苗族的社会形态与观念意识中，迁徙仍然居于核心的地位，这与他们定居的表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往社会人类学研究多以定居村寨为典范，侧重研究社会观念一符号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稳定关系。而苗族村落的研究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那就是，有着漫长迁徙历史的民族，在定居之后仍然会存留对于迁徙历史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与制度化（如地缘化）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现象，不仅对于理解苗族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潜在着对其他族群的定居性和迁徙性辩证关系的启发，因而值得社会人类学做进一步的探讨。本书的结论部分涉及到了有关苗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的这一理论意义。不过，本书以民族志的叙述为主，所涉及的理论探索只能是初步的，因而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细化和拓深。【作者简介】　　杨渝东，重庆市綦江县人，1976年生，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与方向是人类学史、政治与法律人类学、苗族研究等。发表过“两个苗族村落的权威结构”、“读《江村经济》”等论文，翻译出版了《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现代性与大屠杀》（两书为第一译者）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