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

序一序二绪 论第一章 导论一 关注的问题与选题意义二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四 本书架构第二章 李村与镶嵌于地方社会中的李村教会第一节 李村周边社会经济概况及其生活心态第二节 李村所在县宗教历史与现状概览第三章 豫西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李村教堂区域的发展引 言第一节 宗族：清末民初第一代信徒入基督教的障碍第二节 “宗族弱化”：李村之实例与学者之佐证第三节 宗族弱化与信仰个体化第四节 宗族弱化与基督教的发展策略：历史考察与李村基督徒的祭祖个案小结乡村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吗？第四章 苦难与改教：李村民众改信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探析引 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第一节 社会风险、社会结构转型与信仰复兴第二节 苦难与改信基督教的可能性：宗教市场与李村基督教的发展小结与讨论第一部分“己”／自我第五章 李村民众之自我与道德变迁第一节 传统时期继嗣续谱内的自我第二节 日益“虚空”的李村、异化的自我与道德危机(1979年至今)第三节 无公德的个人第六章 规训的自我：李村基督徒自我观的形成及其“治理术”第一节 人神关系的建立：基督徒新自我观的维系、例行化第二节 圣经还原主义与基督徒自我观的建构第三节 “罪”与悔改：基督徒新自我的塑造机制小结第二部分 五伦之内：李村基督徒激活并改变儒家孝道伦理第七章 儒家伦理之式微：以保障机制为中心的讨论第一节 作为教育制度构成部分的儒学教育之式微第二节 传统国家法律对儒家伦理的保障之缺失第三节 作为基层组织制度的宗族之式微第四节 豫西地区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的衰微第五节 推进儒家伦理潜移默化之民间曲艺的衰落第八章 李村孝道伦理之现状：以养老、敬老为中心引 言第一节 不孝的事例--不仅仅因养老起争端第二节 谁在孝顺？第三节 社会转型下的不孝小结与讨论第九章 群际比较与神圣维度下的基督徒孝行第一节 “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基督徒孝顺之道的来源与动力第二节 孝道伦理的再造：以灵诗《孝双亲》为中心的讨论第三节 道德保障机制的重新考量第十章 孝道的延伸--传统葬礼与基督教礼仪的冲突与交织：理念与符号视野下的考察引 言理念与符号观点简说第一节 基督教内对中国信徒葬俗的意见之变迁第二节 李村葬礼的一般模式第三节 交织的葬礼：历时视角第四节 “假孝”与“真孝”--葬礼背后的灵魂观与孝道观之冲突小结理念与符号：从葬礼看基督徒的文化认同与乡土文化变迁的模式第十一章 孝道伦理的交融与限度第一节 对孝的积极表述与实践缺位第二节 顺从父母还是顺从子女？--信徒在子女婚姻上的无力第三节 婚前性关系与计划生育小结与讨论道德话语与道德实践的界限第三部分五伦之外：交往规范建构中的李村基督徒第十二章 领袖的治理术与基督徒群体身份的建构第一节 传道人：基督徒群体的强有力塑造者第二节 领袖的治理术第三节 普通信徒：超世的生活与在世上斗争小结基督徒群体身份的塑造第十三章 社会交往规范变迁中的李村基督徒第一节 社会交往规范的变迁：差序格局的式微第二节 社会交往规范建构中的李村基督徒小结第十四章 宗族、庙会、基督教与李村公共空间之变迁第一节 李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变迁及其原因第二节 李村民众与形塑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督教的最初相遇第三节 “咱们这一教”与基督教--形塑公共空间的两种力量之对垒第四节 基督徒意义系统的内化与再生产第五节 意义系统模塑的基督徒与社区公共生活空间结语风险社会与农民的公共生活空间第十五章 公共参与精神之变迁与重塑中的李村基督徒第一节 李村公共空间与公共参与之变迁第二节 “积功德”与做盐做光：儒教和基督教的社会参与伦理第三节 李村基督徒社会公益活动及其生存的制度空间第四节 基督教与公共参与精神及公民社会的关联结语与讨论一 儒家伦理困境与道德危机二 己／自我三 五伦之内：李村基督徒激活并改变乡土儒家孝道伦理四 五伦之外五 李村基督徒伦理与“自我实现的预言”附录一 李村教会释经举例-008年8月24日讲道附录二 灵诗及灵诗存目附录三 天主教和儒家孝论的冲突与对话--以《天主实义》为中心的考察参考文献后记

　　《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豫西李村教会个案研究》按照己一五伦一五伦之外的顺序，考察了李村普通村民与基督徒在自我、五伦内及五伦之外关系建构上的不同展示与表达。　　伦理的转型与自我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宗族的弱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个体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传统时期作为继嗣续谱内的自我日益异化为无公德的原子式个体。在道德权威与道德舆论压力缺席之下，无公德的原子式个体，必然不断突破伦理底线，造成道德失范的局面。　　李村个案说明，村民孝道现状堪忧，儒家孝道伦理已在李村教堂区域内失去了基础，只是作为一种需要被激活的伦理之一处于潜伏状态。与非基督徒村民的普遍不孝行为相反，李村基督徒相对比较孝顺。在基督徒新自我以及分别为圣、与世人相区分的观念下，基督徒强调孝顺，但所践行的孝道伦理，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乡村基督教恰恰充当了激活儒家孝道伦理的工具。基督教激活了儒家伦理，但同时也改变了儒家伦理。　　就五伦之外的伦理而言，儒家比较薄弱，而基督教则较为丰富。李村基督教领袖通过塑造魔鬼、开展属灵运动、分类治理、树立榜样等治理术，树立了基督徒群体的身份边界。基督教传人后，基于信仰而产生的“灵胞”之间的信任，甚至扩展至从未谋面的基督徒，信徒之间建立了超越五伦之外的新型人际关系。基督徒独特的群体身份促使其培养了博爱、怜悯与宽容精神，逐步改变着当地的某些社会交往规范。在传统“积德行善”的公共参与伦理之外，李村教会树立了新的公共参与伦理。李村教会对内可以促进合作习惯与公共精神之培养，对外可以促进国家意识之培养，可成为一定程度上富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　　研究发现，基督徒新自我的确立是基督徒能够践履孝行、改变交往规范及从事公共参与的前提，而“分别为圣”“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做盐做光”则是基督徒践行伦理的动力。基督教并未像韦伯所言的那样全面塑造基督徒的生活，“区别于世人”“分别为圣”的逻辑只适用于李村基督徒孝道、“行善”式的公共参与行为，而并未延伸至计划生育、送礼等行为。　　在“区别于世人”“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等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李村基督徒与世人相区分的愿望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果真将基督徒塑造得与非信徒不一样，这种不同反而成为其自我的定位和群体身份标志。这样，在外人看来，基督徒在孝行、社会交往和公共参与方面确实与非信徒不一样，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