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云随笔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代序)

第一辑.园里的植物

药酒

落花生

草木虫鱼.小引

两株树草木虫鱼之三

苋菜梗草木虫鱼之四

结缘豆

菱角

关于红姑娘

爱竹

野草的俗名

小孩的花草

第二辑.鬼神生死

祖先崇拜

凡人的信仰

太上感应篇

伟大的捕风

谈关公

关于雷公

鬼的生长

读鬼神论

谈鬼论

说鬼

鬼与清规戒律

鬼念佛

读戒律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无生老母的消息

无鬼论

死之默想

死法

第三辑.天地万物

苍蝇

蚯蚓

萤火

蝙蝠和猫头鹰

乌鸦与鹦鹉

扬子鳄

壁虎尾巴

蓑衣虫

百廿虫吟

秋虫的鸣声

冬天的麻雀

金鱼草木虫鱼之一

虱子草木虫鱼之二

水里的东西草木虫鱼之五

关于蝙蝠草木虫鱼之七

赋得猫猫与巫术

狗抓地毯

猫打架

关于禽言

再谈禽言

鸟声

谈养鸟

麟凤龟龙

第四辑.读书丛谈

四鸣蝉

冬天的蝇

知堂文集.序

桑下丛谈

关于目连戏

关于竹枝词

我的笔名

游山日记

谜语

柿子的种子

远野物语

苦茶庵小文

文饭小品

画蛇闲话

燕窗闲话

南园记

儿时杂事

儿时的回忆

杂感十六篇

前言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约近二十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有关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出版情况如下1．《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第5期连载；同年8月，又以小册子形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中出版。

2．《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周作人概观》一篇包括在此书之内)，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6．《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2001年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怎么写起这些文章来的呢？远在抗战以前，我读初中的时候，课外阅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差不多包括了各个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没有人辅导，自己琢磨比较的结果，最喜欢的是周氏兄弟。尽管他们的思想之深刻，学识之渊博，远不是一个初中学生所能懂，还是喜欢。正因此，抗战时期，我作为一个热心抗战救亡的青年，对周作人的公然附逆特别痛恨，不想再读也没有机会再读到他的书。抗战胜利后，流亡人民纷纷出四川返家之际，我欲归不得，有几个月困处川南一座空山，和同样困处在此的台静农先生比邻而居。他是周作人的学生，曾经在周作人附逆消息传到大后方之时，和另外两个周作人的学生(好像是魏建功、李霁野)各写了一篇声讨文章，在《抗战文艺》杂志上发表，合为一个特辑，标题曰《“谢本师”周作人》。“谢本师”的典故出自章太炎，他首先对俞曲园“谢本师”；后来周作人对章太炎“谢本师”；这回是第三代“谢本师”，典故用得很巧妙。好像也有人不满，说周作人丧失民族大节，与俞曲园、章太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应该还承认周作人为“本师”，也有人说本师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正因其是事实，所以才要“谢”之，这些是当时文坛上很著名的事。台静农先生有一本周作人的《瓜豆集》，是他在抗战初期流亡途中买的。我没有见过这本书，借来读了，其纸张、排印、装订之美，使得八年惯见战时土纸书的我耳目一新，反正困闲中无他事可做，便翻来覆去细细读了，才发现自己对于周作人文章的爱好仍然不减，或者比少年时期更能领略。

20世纪50年代，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本职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业余仍然喜欢杂览，恰好出版社资料科所藏周作人的散文集很齐全，我全都借出阅读过，更肯定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到了“百花齐放”方针开始提出时，我曾经请问过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我社出不出周作人的书？他肯定地说是要出的，不过要到适当的时候。接着“反右”“文革”，自然一切无从谈起了。“文革”未完，雪峰先生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辞世。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要出周作人的选集了。大约1984年，或者1983年。其时我早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友牛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他早就知道我对周作人有兴趣，特地来找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选集，其中有周作人选集，要我写序言。他说，现在可以放开来写，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答应了，请他把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藏的周作人的散文集全借出来，还是我20世纪50年代借阅过的，不过已经遗失一种。我这回阅读，和上次不同，平生第一次做卡片，整个读完，把卡片整理整理，大意有了，便写了起来，于1986年4月19日写成，一数，竟然有六万字。原来听说这套选本每种只是十万宇左右，当然不可能用上六万字的序，只好向牛汉打个招呼，序言交不了卷了。大概时间隔得太久，情况有了变化，他没有再追问，后来那个周作人的选集究竟出了没有，用了什么序言，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写成的这篇长文，得找地方发表，试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李学昆先生毅然决定采用。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兴趣将此文出单行本，收入他们的《骆驼丛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较，写得太长，不好用作序，只好另以《清代学术概论》之名单行出版。梁氏此书成为学术名著，我的小册子哪敢相提并论？但经过情况却这么类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用“文革”语言来说，以上就是我那些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炮制”过程，那么照“文革”的例，接着就该追“黑后台”，这不难找，就在《胡乔木书信集》里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致严文井(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文井同志：我写信给你，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能否回我的信，这是很抱歉的。

反正你不能写信就请别人代写吧。(君宜同志我也不知她身体怎么样。)我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有同志给我介绍两三部专写“文化大革命”的好的长篇小说。我看了一部《将军吟》，觉得很好，作者大概还会继续写下去(人文可否告诉我作者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和略历？)，《一个女囚的自述》我也看了。但是我还不能就此对近几年写这一題材的长篇作出什么判断。个人见闻太有限，因此想求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同志们，这当然不是说限于人文社出版的。或者别的专家以成。如果肯把书借给我看更好，不过这个问題不大，我都可以设法买到或借到的。祝好!胡乔木八月三十一日人文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时，不知是否已考虑：李健吾、杨晦、冯文炳、师陀。周作人散文选似也可以考虑，但要写一篇好的序。

据铅印件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369～370页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作人散文选，要有一篇好的序言，主意是来自胡乔木。不仅此也，还有佐证：九一年五月十一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井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从此我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后来秦人路同志又给我看过搂适夷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才，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钟叔河：《周作人散文编年全集编者前言(初稿)》，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原来胡乔木是这样公然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1952年便明确肯定周作人“有功于新文化运动”。面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革”前贯彻了胡乔木的指示，在周作人自己积极的配合下，约他做了许多有益的翻译和编著工作。“文革”停顿。“文革”后1984年终于落实了散文选出版的计划，回顾前程，历历可数。

可是还不止此。按照“文革”的老例可以再往上追：这样大的“护法”后面是不是直通某个司令部呢？我们再向《胡乔木书信集》里面搜索，于是吓你一跳。赫然发现：致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主席：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敬礼乔木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据胡乔木手稿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61页注4毛泽东于二月二十四日在胡乔木的信件上批示：“照办。”同上62页“后台”竟然追到了这里，恐怕任何造反派都要相顾失色，默然而散。这样的追查事实上当然不曾有过。可是我每回想自己的事，这些年来写出这些文章究竟因何而起？自己也有些摸不到头脑。及至《胡乔木书信集》出版，我才算彻底弄清楚了。

断定研究周作人就等于为周作人翻案，就是出于某种不堪告人的私心，这些年来我已经听到不少这样的呵斥。现在我并不是拉出胡乔木这把大红伞来为自己分谤，只是由此联想到一个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本来是两个，政治上的左右和艺术上的优劣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艺术劣，艺术优而政治右，都有可能。但是整个20世纪是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世纪，卷入斗争旋涡中的人们，很容易凭政治上的好恶决定艺术好恶。于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历史当然使他长期被屏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新文学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胡乔木在政治思想上是“左”的代表人物，连他都这么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的风向开始回归常识，论文艺而摆脱政治的束缚逐渐形成气候。周作人、张爱玲等逐渐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不过是这个气候已经形成之下的后知后觉的追随者，谈不上什么贡献。

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归根到底，读他的文章才是第一要义。已经出版过一些好的全集和选集，现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约我编选了这套选集，我应该在书首交代一下自己读知堂散文的历程，或可帮助读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领略知堂散文的真味。

2007年9月2日，舒芜在北京。

　　看云的典故出于王右丞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三十年代之交，周作人散文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或许亦与此有关；《看云集》即写于这一变化过程之中，可以说这是一部过渡期的作品。　　二三十年代之交，周作人散文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他把两年的文章搜集起来，编成一册书，题曰《看云集》。本书是收录了周作人先生的《看云集》和《知堂文集》、杂感十六篇重新编辑成册。组合成一部极好的随笔文集。【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76)，宇星杓，原名魁寿。浙江绍兴人，十六岁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严复所译《天演论》、《物竞论》等书，并首次阅读英文版“真正的民间文学”《天方夜谭》。二十一岁东渡日本求学。三十二岁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八十三岁立下遗嘱：“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被称为“文学家”、“翻译家”与“文学评论家”，亦被称为“古今中外派”、“杂家“、“审美救世主义者”，周尝谓：“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才是最高尚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