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址

前言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后记

从冬天到冬天

别人写长篇是因为篇幅长，我不是，我写长篇是因为时间太长。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但因为是从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样一种心脾寒彻的冰冷……看着我的人物一个个地在笔下死去，看着我惨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束，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有人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会远了。可我的故事却是在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家中

追逐白马

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的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于家中

　　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长篇小说之作。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书为该套系列丛书之一，所选作者为多产作家李锐。【作者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同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12月当选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10月主动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了》、《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