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文化透视

第1章 走向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背景深处——文化

1.1 问题的提出

1.2 研究视野的确定

1.2.1 文化概念的界定

1.2.2 文化变迁的类型及机制

1.2.3 文化对社会、人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1.3.1 思维方式

1.3.2 理性思维方式

1.3.3 高等教育制度

1.4 研究方法的选择

1.4.1 以解释为研究立场

1.4.2 具体研究方法

1.5 研究思路

第2章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古近变迁的历史轨迹

2.1 重用轻体：高等教育学科制度的变中之恒

2.1.1 从西周辟雍“四科”到汉代太学“五经”：重用轻体特征初显

2.1.2 从律博士到算学馆：“重用轻体”在“实科教育”中延续

2.1.3 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重用轻体”在近代学科制度中蔓延

2.2 政教不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易中之常

2.2.1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2.2.2 政教不分：教育管理机构的依附性

2.2.3 官师不分：教师职业的显著特征

2.2.4 “君子不器”所蕴涵的反专门化倾向

2.3 道势相依：书院制度盛衰循环的内在脉络

2.3.1 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书院制度的双重性格

2.3.2 “道”、“势”内在相依：书院制度的依附性

2.4 现实对理想的恒久背离：科举制度万变万难的演变历程

2.4.1 从乡举里选制到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变迁

2.4.2 万变万难的科举制：现实对理想的背离依旧

第3章 中国古代文化特质对古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3.1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3.1.1 “天人合一”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精神追求，象征着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3.1.2 “天人合一”表征着一种主客相融的思维立场

3.2 “取象比类”：古代中国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3.2.1 “象”与“观物取象”

3.2.2 “类比推衍”与“据象归类”

3.3 “和”与“和而不同”：古代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及其内涵

3.4 “圆道”：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

3.5 古代文化特质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3.5.1 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缺失：“取象比类”整体性思维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3.5.2 “和”、“礼”、“善”：古代中国价值观念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3.5.3 循环发展：“圆道”社会发展观对古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第4章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4.1 “求强”、“法西”：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4.1.1 从“师夷长技”到“采西学”：“自强”含义的具体化

4.1.2 从“采西学”到“变政体”：“求强”与“法西”范围的扩大

4.1.3 从“变政体”到“争民权”、“剖人性”：“求强”与“法西”的深化

4.1.4 “求强”与“法西”的局限与矛盾

4.2 自觉理性思维的缺失：整体性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延续

4.2.1 理性思维的不自觉运用

4.2.2 自觉理性思维的缺失

4.3 未完成的文化转型：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性质

4.4 中体西用：近代文化变迁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

4.4.1 “中体西用”模式的内在悖论及文化内涵

4.4.2 近代文化变迁对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第5章 思维方式转换的现实必要性

5.1 现当代高等教育的变迁与教育理性思维的缺失

5.1.1 1911-1949年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三大精神资源

5.1.2 1949年后三大资源的重创与修复

5.1.3 理性思维在1949年后高等教育变迁中的缺失

5.2 思维方式转换的现实可能性

5.3 思维方式转换的必要性

结语 旧惑才下眉结新惑却上心头

参考文献

后记

解释中国文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是本文的主旨。为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揭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进而重点剖析了中国文化及其变迁性质对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提出“ 天人不分”的整体性思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呈现其变中之恒特征及中国高等教育不能走向自主的根本原因，认为实现“天人不分”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向“天人分离”的理性思维的转换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自主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古代与近代为重点，对现代略有涉及。
从理论上论证文化对文化自身、社会、人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的立论根据。本文首先探讨了文化对文化自身变迁的重要影响，并在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讨论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文化是人的第二天性”、“文化对高等教育的深层影响 ”等命题，力图从一般意义上论证文化作为本文研究视野的合理性。
充分引用史料、客观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高等教育制度古近变迁之际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进一步选取学科制度、管理体制、书院制度和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在实现从“人文”学科向“科学” 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重用轻体”特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不断专门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政教不分”特征，书院制度在盛衰循环中通过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双重性格所体现出韵“道势相依”特征，以及科举制度在万变万难的兴废历程中所体现出的现实运行效果对“公平选贤”理想的背离，并分析了四大制度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文化来透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探究文化特质与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本文的基本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把握中国文化本身。本文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线索，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入手，首先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取象比类”整体性思维特征和以“和”为核心的基本价值观，剖析了“天人不分”整体性思维所导致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缺失，揭示了“和”、“礼”等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与依附属性。随后分析了中国文化自身在近代变迁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文化在实现价值观念从“和”向“强”变迁的同时“ 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的一贯性，由此提出中国文化的近代变迁是一次没完成的文化转型，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变迁性质对高等教育制度古近变迁的深层影响，认为正是由于“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延续导致了古近高等教育制度在看似相异的外观下却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依附性构成古近高等教育制度的共同的基本的特征。
上述探究对现当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启示性?这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为此，本文最后探讨了理性思维在现当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缺失，分析了思维方式转换的可能性，并通过理性思维与反理性思潮、理性思维与“天人合一”关系的辨析，从而证明实现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向“天人分离”的理性思维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