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

自序

第一卷注释天意

第二卷落叶与时间

第三卷褐黄民谣

第四卷奶与蜜

第五卷家园诗

敬畏呼吸（再版后记）

前言

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种要十年磨一剑的人，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摁进了水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可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种职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皇帝与乞儿、权贵与百姓、将军与士兵，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行向的行程中，我渐次地也才多少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的晓白而又秘奥。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可荣枯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烦琐、意义无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的。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倘若任何结果都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不可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我想到了土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荚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荚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都市的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是什么样儿都不用关心。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山水之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至于用三年时间写作，半年时间修改，这除了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寻找的凄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的快感会很快从我身边走失，而使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转眼间烟消云散。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我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它之后，我将面对写作目瞪口呆而不知所措。这不是对写作的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放慢了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日光流年》中的遗憾也许尽其我毕生精力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又修改了一遍，三易其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时，无人可以体会我那种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劳作一些日子，真的比读书会更觉充实一些。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都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我又可以继续写我别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后记

十一年前，《日光流年》如从荒野悄然走来的一个被社会久违的村夫。因着乡野，反给人带来许多生命原有的真本，让人喜悦，让人诧异，让人面对土地与生命长说短论时，怀着醒透的感伤。在我的写作中，《日光流年》是争议最小的一部书，是好言偏多的一曲长调。然在我看来，歌颂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因着对象的品佳，批判也并不一定真的就是被批判者形丑心拙。之所以《日光流年》有着异口的称许，我想，那是因为我终于可以以我的生命去面对生命，以我的灵魂去面对灵魂。只要是爱，只要真诚，哪怕是雷雨对土地的撞击，稼禾对干旱的恶言，细草对沙漠愚呆的顾念，其实着，也都是眷亲的爱恋。都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奉赠，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情仇疼痛。

今年春节的正月十五之后，我回老家为我的三叔奔丧，为我的大伯过三周年纪念。前后十天，又亲历了我家左邻右舍他人和他人的亡故，十天时间，不断地披麻戴孝，不断地目睹出殡丧葬，这让我再次想到，其实我们活着，至高的境界，不是争斗，不是享乐，不是钱财和爱情，也不是我们挂在嘴上的事业与平和。而是，如何理解我们的呼吸，明洞呼吸的意趣和呼吸本源的实在。

现在，我已经写不出《日光流年》这样的小说了。甚至，连再读一遍的勇气都没有。因为，那时写它时我是三十几岁，人值壮年，又病缠患绕，生命中有许多的夹缠和韧性。而现在，我已年过半百，生命中那可颂的韧性日渐地少去，多了的是对呼吸明洞透彻的感悟。

然而，生命中最可贵的是对生命的不明；最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明透。因为明透，终会是一种生命的伤悲。所以，今天《日光流年》的再版，我期冀人们去翻它看它，期冀人们像争论我别的小说一样去对它论争。对于我别的小说，那论争是一种人事和见地不同的纷嚷和争说；而对于《日光流年》，争论则是彼此对呼吸的理解和来自灵魂与肉体对生命最为原本真爱的辩说。还有，你不可以把《日光流年》一气儿读完，读上一丁一点儿后，你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折减和熬煎，就完全可以丢下它或者扔掉它。有读者曾经对我说：《日光流年》是测验读者生命韧性与硬度的一本书。我不知道这话对不对。但以我今天的心情说，我想看《日光流年》这样的书，确实是需要读者拿出一点儿敢于面对生命与死亡的勇气来。

感谢再版《日光流年》的朋友和出版者。

敬重每一个敢于面对《日光流年》的读者和敬畏呼吸的人。

2009年3月8日于北京

　　人生无非两件大事：忙着活，或忙着死。有时候，挣扎地活着比决绝地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一本教会我们好好活着的书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的巅峰杰作。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否从那儿出来了……　　三姓村村长司马蓝才39岁,身患绝症危在旦夕，他的相好蓝四十决定去城里卖淫以挣钱救活司马蓝，钱挣回来了，司马蓝活了下来，而蓝四十却死了，一场更可怕的蚂蚱灾正在逼近……这部写新中国农村的力作系阎连科历时三载三易其稿写就的，鲜活的语言、大胆的意识、诗性的想象，将农村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深入骨髓，备受文坛内外赞誉，是继《白鹿原》之后的当代文坛描写农村的又一典范之作。【作者简介】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丁庄梦》《受活》，小说集《黄金洞》，中短篇小说《年月日》等。作品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奖项二十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