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1964年12月、1965年1月间。西安。人人自危的时刻，胡耀邦果断做出“三个暂停、六个不查”的决定；生产一片凋敝，他提出全力以赴把生产搞上去。他要还陕西一个清明的政治，大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他大异于人的讲话和踔厉风发的举措，犹如声声春雷，震响三秦大地。

1965年2月6日、7日。宁陕。在秦岭深处，目睹“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排房子闲置着不让人住，群众却住在不远处的草房甚至岩洞里，胡耀邦说：“世界上竟有这样荒唐的事情！”7日早上，胡耀邦从县公安局局长的眼皮下“失踪”了，他遛到东河河边去私访。一位农村妇女用布半露半盖着卖菜，见了胡耀邦避躲不及。那妇女怕被发现，晚上要在生产队挨批斗。胡耀邦给这位妇女壮胆：“不要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又对一位背柴进城来的老人说：“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

1965年2月7日。石泉。“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犯错误的人，只要承认错误，要给出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石泉，有人不同意他对干部的处理意见，胡耀邦这样说。了解到石泉乡党委书记平均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时，胡耀邦显然有点激动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未必党委书记30块钱也万岁。”

1965年2月8日。汉阴。“我们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两个耳朵就是要兼听，听两方面的意见。”“今天发表意见的只有八九个人，讨论得不仔细。下去以后，你们自己讨论，不要马上投我的票。”“从今年开始，不要着急，不要喊口号，不要说苦干三天改变面貌，苦干一冬改变面貌，这些都不行，不要重复过去的教训。要一步一个脚印，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地干！”“我再活十年可以看你们出成绩，看你们怎样领导汉阴19万人民在经济上翻身。翻不了，什么名字都是可以起的：吃干饭的。”“讨论政治问题，就是讨论为人民服务问题。政治问题要争论，争论就要争论为人民服务，多做些工作。”胡耀邦到城关镇西北村柑橘园场去参加劳动。苏大娘围着他的小轿车看稀奇。他请大娘坐进车，让司机拉着在公路上兜了一回风。

1965年2月8日。汉江上。当了解到汉江梯级开发已有规划时，胡耀邦说：“真的开发了，安康就富了。”当听到汇报全区公路情况的同志没到过西万公路的另一端万源时，胡耀邦有些愠怒了：“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公路部门的同志有机会要去那里了解了解情况。”“你那个水库能容纳多少立方水？你知道一亩稻田从插秧到收稻谷要消耗多少立方水?你那个水轮泵的扬程多高，半径有多大？”那干部却回答不上来。“一亩田从种到收要耗水666方。你说的那个水库容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机地抽水也不够两万亩田的用水量。当领导的要研究问题，要学科学知识，不然就会让有的人把你蒙了，你办的工程就成了劳民伤财的工程。”

1965年2月8日。旬阳。面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限制农民把土特产销向湖北的事，胡耀邦发了少见的脾气：“这是蠢！死官僚！反党中央！……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了。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么荒唐！”发脾气的事，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条罪状。几件没有任何关联的师生恋被传为有组织、有预谋的青年教师流氓案。对此，胡耀邦说：“我们自己文化不行，外地来了人，我们又不注意，发生了问题，我们又要抓人。这个问题，要做进一步研究。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少？老师，我看没有多少权。我这是说公道话，因此，你们要对这项工作更加谨慎。”

1965年2月9日、10日。白河。胡耀邦来到会场，看到会场设有主席台，他立即要求撤掉，桌子围成圆形，以拉近同与会人员的距离。听说胡耀邦来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不少。后面的人看不到讲话人的身影，纷纷站在凳子上瞭望。胡耀邦见势，一跃而上站到自己坐的木凳上讲话，满足了后排同志们要看看讲话人的愿望。“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眼前的三尺布证、二十五斤半粮，要回去搞单干。我们共产党人至少要远看五年、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要向前看。”面对前来找他反映情况的妇女，他当下掏出一盒纸烟，倒出几支烟，拆开烟盒，拿起笔写了两行字。那位妇女拿着这张巴掌大的纸找到公社书记，解决了口粮供应和户口问题。

1965年2月11日。平利。去城外一个大队了解生产情况，胡耀邦对耕牛询问得特别详细：“能耙田犁地的有多少？老弱病残的有多少？”陪同的人不便介绍胡耀邦的身份。农民说：“这人恐怕是个贩牛的吧？”去会场做报告，随行的一位秘书夹着胡耀邦的大衣先入会场，人们使劲鼓掌，以为是书记来了。那人越摆手让停住，大家越是鼓掌不休，以为是胡耀邦谦虚。直到县委书记陪着胡耀邦进场，做了介绍，大家才又一次热烈地鼓起掌来。“黄河、长江，还有你们这里的汉江，都是往东流的，河水都往前看。河水打一次转转就往前进了，你们老是打一圈五八年，再打一个转转还是五八年。……历史是前进的，事物是发展的，要立足现在，面向将来，经常向前看。”

1965年2月12日。安康。他让生产搞得好的基层干部上台讲话，说“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发言权”。“顿顿吃红苕馒头，那个东西才不好吃哟。开始吃那么一顿、两顿，还甜甜的，越吃越不是味道了。队上的青年团支书问我，好吃不好吃？我说不好吃。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哟。”“生产搞不好，叫什么大好形势；生产搞不好，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困难时期不要卡死。困难，卡死；卡死，困难。越卡越困难，越困难越卡死，这叫恶性循环！为什么要卡呢？放开嘛！放开，就是在自由市场上收税嘛，打击那些真正的投机倒把，主要还是为了互通有无，发展经济。农民的互通有无，什么时候都得有。”“同志们，二十五斤半怎么够吃啊！你允许少量红苕上市，不就对了嘛。所以，我讲，在灾荒下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一点儿，卡得太死，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大型现代汉剧《梅刀新传》，演出将近两个小时，胡耀邦一直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剧作者党永庵局促地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听着他伴随剧情发展而不时发出的或爽朗或低浅的笑声。当然，胡耀邦有时也陷入一种不易觉察的深思之中。党永庵多想得到他哪怕一句对剧本的评价，但他始终愉快地看戏，没有发表观感。

1965年2月13日。安康。他向台下一看，见不少干部掏出钢笔、笔记本，一副记录他讲话的架势。这在不少领导干部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情景。而他却发话了：“不要记，又听又记的，不嫌麻烦。”台下的干部感到不适应了。这胡书记和别的领导干部的风格确实不一样。“汉剧《梅刀新传》有些地方不太适合。头两句就是投机倒把，香油一斤半。农民种自留地，多余的吃不了，有的要换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卖了香油买弯刀。一斤半香油不能叫投机倒把。”“所有把生产搞得好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都是好干部。生产搞不好，你叫什么好干部啊？哪里有这个道理！叫‘好干部，赖生产’，‘孬生产，好干部’，哪有这个道理？！我不相信这一条！”一方面免去了安康地区的棉花征购任务，一方面又鼓励安康农民多种棉花，为农民种棉花找出路、算细账。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免去安康地区的棉花征购任务，后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在省上、中央，我不能充老资格。到了安康，我有两个可以充老：第一，是老革命，先后搞了35年。在座的搞35年的寥寥无几，鄙人就算一个。第二，五十大寿。有胃病、有痔疮，牙齿掉了五个。成绩不大，身体不好，悲观不悲观？可我还想搞三个五年计划。三五一十五，那时我才65岁；要搞四个五年计划就是70岁。人活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那时我就呜呼哀哉，重新参加地下党了。”

1965年2月14日。安康。石泉。公元1965年2月14日，这一天注定成为胡耀邦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安康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被后来的人们不断提起的一个重要日子。这天凌晨，胡耀邦在安康草成并发出《电话通讯》。《电话通讯》的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它是继1月22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治陕施政纲领“解放思想、解放人”后的又一个施政纲领。《电话通讯》发出才三天，胡耀邦便受到西北局领导人的责难。说它否定一期社教成绩，说可能引起翻案风……胡耀邦自此陷入无穷无尽的批斗之中。《电话通讯》成为胡耀邦“文革”前走向低谷的导火索。现在看来，《电话通讯》是一份真正的马列主义文献。我国新时期全面改革的许多观点和提法，已在其中露出端倪。

1965年3月7日晚。西安人民大厦。是晚，胡耀邦在西安人民大厦看望安康籍的岚皋知青王建元，鼓励他谦虚谨慎，好好干。知他患有关节炎，拨给1000元专款治疗。西北局抓住《电话通讯》不放，“批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置胡耀邦于死地而后快的阵势。西北局、陕西省委一共召开了13次批判胡耀邦的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6次都未过关。批判会上，罗列胡耀邦的错误有四五条之多，要把胡耀邦朝“右倾路线”上推。胡耀邦对速记员郭步越交心：“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1965年9月。安康。遵照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指示，1965年9月，安康开始对胡耀邦进行专题批判。“走路、吃饭，都不要议论”，“单单片片要注意自行销毁”。透过这文字不多的“会议保密制度”，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如临大敌的场景。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尽，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档案材料洞若观火地看看昔日批判的残酷，或做一番长吁短叹，或一览有些人看风使舵的劣根性、落井下石的“本领”、黑白颠倒的手段，亦可看出不少智者的斗争技巧、浊世中的人性光辉。当批斗会转入肃清“习仲勋反党集团”“罪恶影响”的时候，有人提出胡耀邦和赵守一是两个坏人勾结在一起，是“高、彭、习反党集团”的人。当时的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站出来说：“不能把‘高、彭、习’的问题和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扯在一起，这是很不妥当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正是由于韦明海的发言，一锤定音，才没有把胡耀邦推向“高、彭、习反党集团”行列。

1985年3月。北京。安康籍的新华社记者万武义，写出了《被干部们遗忘的穷困角落——陕西汉阴县太平村见闻》等关于安康地区的四个调查材料，发表于新华社内参。胡耀邦在1985年3月24日阅后批示：“安康地区的问题，省委应切实摸清情况和提出主张。”习仲勋于3月26日批示：“据知，陕南不止这一个‘穷困角落’，希望派人下去好好摸一下，力争今年内改变这种情况。”

1985年10月。商洛。1985年10月，胡耀邦从河南伏牛山一直调研到陕西商洛，离安康一步之遥，却没有跨入安康。他向曾两度到安康采访的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了解安康情况，心系安康人民。1989年4月。安康。这位思想情感如同清澈的泉水般纯净透亮，对什么事情的爱与憎、对什么问题的是与非，都有着鲜明的态度而毫不含糊的人，遽然辞世了。这在安康人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悲痛。查彩岭哭了三天，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人们在《安康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赞颂胡耀邦安康之行解民倒悬的事，称赞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附录在中南海会见胡德平郭步越采访记本书主要采访对象和提供线索者参阅资料跋

《1965：耀邦早春行》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披露1965年2月6日至2月14日胡耀邦同志亲赴陕西安康七县调查研究时鲜为人知的史实。其时，胡耀邦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而安康为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他一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所到之处，深入干部、群众之中，倾听他们的意见，为干部、群众打气、加油，纠正过火行为，大胆地平反了“四清”运动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平平常常、当年却需要极大勇气的诸如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尊重知识、向前看等观点，给安康带去了一股春风。作者以第一手丰富饱满的资料，运用文学纪实的笔法，客观、忠实、细腻地还原了胡耀邦安康之行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历史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胡耀邦的个人魅力与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