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司马迁的人格悲剧

前言

社会结构的运动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前者在其运动过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需要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的瞬息变化，总涌动着社会结构运动的潜流。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产生于意识形态的氛围之中，而艺术的质量则是由作者的人格决定的。一方面，人格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即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艺术三者的综合产物；另一方面，人格也可推动文化的发展、进步，因为个体人格的质量又反作用于文化的上升与下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卓越人格力量的引导，那么其自身文化也就变得陈旧、僵化、封固，生命力渐退，这对民族的文明进程而言，显然缺少鲜活的创造力。但当文化精英对自身文化的反省能力强烈地爆发出来时，或者从自身文化里搜寻过去的东西加以复兴，或者吸收异文化而抛弃自身文化传统，在抵触中创造新文化，其结果都会给文化以强而广的刺激和更新。文化的提升往往是在曲折坎坷中完成，个体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多数意志薄弱者均以屈从而告终。也有顽强者，在剧烈的对抗中，矛盾深化，虽然个体人格惨遭摧折，但其悲剧影响获得的共鸣却已革新并丰富了自己的传统。

屈原(前339年前285年)与司马迁(前135年？)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文化精英，他们的人格精神辉映千古。恩格斯说：

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中国士人的人格理想往往与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尖锐的冲突，预期的行动方案(人格目标)本是最合乎理想的，但具体的文化环境却迫使其变色，而士人面对现实这无形又无情的染缸，一贯坚持与社会的文化制度抗衡到底，展布出他们人格理想的正义性和捍卫人格的崇高性。

本书试图从文化对屈原与司马迁入格的熏染，人格悲剧之实质以及人格悲剧对文学作品之影响等方面作一论述，以阐释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中国文化变迁，以及相应的人格成长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力量。

后记

“……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够完成，它就是好的。”在我做完学位论文的一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回响在耳际。

这真是快乐的日子，虽然寒冷还未消失，而我心中的温热已弥漫了整个宿舍，望着书架上渐渐增多的专业书和那厚厚一叠刚从打印机里输出的论文稿，轻松与简淡的情绪释然了长久的负担。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细细品味这不能自主的、只有耕耘过才能体会到的欢喜。伴随着贝多芬沉郁激昂的《命运交响曲》，一丝甜蜜和微微的惆怅交错流过全身。是啊！看书是急不得的，古典文学更需积累，书，读得多了，“真理”就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地向人显现了。正是导师聂石樵先生的教诲。此时此刻，那分人生的顿悟与宁静难以言说。

日子匆匆如飞，光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三年鏖战就要结束之际，一股离情升上心头，那一堆堆的书，一封封来自远方充满问候、鼓励的信和贺卡，一张张写满姐妹关爱的包裹单……竞那么令人依恋。在我整理书本与物件的一刹那，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嚼过了橄榄以后，心里留下的一股清香，历久不散，不散……

从前年少的季节，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分生活的记忆却是挥之不去的。还记得每天放学后，去体校接受篮球教练近乎残酷的训练，待练完之后，已是筋疲力尽了，可必须应战无休无止的作业、考试。不过，那时不知生活的复杂与压力，那张未成熟的脸蛋，就像春夏之交的青果，总洋溢着蓝天般清纯的微笑，书包里装满了五彩缤纷的理想。爱因斯坦说：“在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成功。”这句话把我的学生时代填得满坑满谷，自幼从事体育运动而磨砺出的意志却为勤苦学业的钻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很欣赏那些身着裙装的同学，悠闲地漫步在夏日校园的林荫道上，但也来不及长叹自己求学与比赛的紧张与劳累了。

家是每一个人的城堡，为着不辜负双亲的希望和不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奋力着、努力着，那一个个好消息：比赛载誉而归的电视采访，“三好学生”的奖状，野外写生之后的作品展……这一切，对于父母而言，就如冬天里的阳光，温暖着他们奔忙的生活。我们怎能不为这个家而尽力呢？想当初，爸、妈硬是把我从省赛艇队抓回学校复习，迎接高考，为我今日的攻博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而论文写作所需的电脑，不知又是爸爸多少个夜晚伏案的心血。他们日常的言传身教，于我们在学业与生活品性方而的导引，功不可灭，这个平和而要求严格的家，给了我们跋涉的丰足情感与动力泉源。

博士求学的三年，应是学生时代最为沉重的岁月，这是带着脚镣的奔跑。专业的压力，自不必说，在商潮澎湃的今天，生活的清贫更让人困窘。不过，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的，有了这宿舍，这书桌，电脑，就有了无尽的智慧食粮，心中便有了理想的岸，喜悦与热望编织着美丽而牢固的网，犹如光彩夺目的羽纱挂在简陋的宿舍里，如星生辉。我可以追忆往昔，计划将来，可以站在丰饶的精神家园，为屈原“伏清白而死直”而钦叹，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而震撼……

自古伟人多磨难，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其不懈的追求凝聚为流芳千古的《楚辞》，司马迁的苦楚化成了《史记》中的滔滔情思。展读他们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更严肃和深邃的世界，他们的坚韧人格也给了我一分启示，没有别的作家比他们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更深切的了。那份心灵的真实与温暖，以及其间闪烁着的人生哲理之光，使我无暇慨叹生活的不易与艰辛、人际的冷酷与阴暗。钟敬文教授、聂石樵教授、邓魁英教授、顾明远教授等前辈的信任和勉励，又似杏花烟雨，润物无声地飘落在犹如冰天雪地的心土。先生从来不是那种显赫著名的伟大人物，他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简直、素朴与平凡，可他骨子里透着的韧性与刚毅却在简单的生活里，写出了学问、人生、道德的深刻而完满的答案。聂先生常说：“活着就要坚强！”这句话在做论文的日子里，像一缕明媚的阳光，从冬日的窗户照射进来，再不觉得北国隆冬的酷冷与初春的轻寒了。邓先生在生活上的关照，更让人倍感人事的温温可喜。

路遥说：“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的确如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那个结果。正如钟老经常教诲于我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成功。”

尽管时代在变，某些传统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也在变，但是有些品质却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快乐、爱、诚实、勇气和事业心，一个女性一旦拥有上述精神，那么黄金时代就在她的前面，而不在她的背后。有一个作家说：“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跑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去进行。有时我们感到辛酸遭受挫折，眼看人生艰难，实在苦撑着继续，可是即使如此，难道就能轻易放弃吗？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分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那就做一个勇者，热情、顽强、果敢地走遍生活的千山万水。在跋涉的旅途中，冰心的一席话可以受用：“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往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最后，深谢我治学严谨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周勋初先生、莫砺锋先生；深谢培育我多年的爸、妈；深谢从小与我在运动场、生活的战场上同心进取的姊妹们；还有那一伙雪中送炭的中外学友……是你们教给了我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它是生的喜悦！将这分感激的心，化为爱生命之信念，再去传播给田园里的青禾。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来探索屈原与司马迂的人格生成，并通过对他们为人格理想之实现而展布出的人格悲剧的比较研究，说明屈原的人格悲剧是他的理性人格精神与楚国原始野蛮的政治、宗教风俗的冲突所致；而司马迁的人格悲剧则是在西汉政治文化理性化之后，遭遇最高权威的非理性迫害，即是那个专制社会的集权等级制度的内在逻辑使然。

屈原与司马迁持道不屈的伟岸风骨与浪漫文才，无一不令后人为之钦叹、垂涕、讴歌。曹晋博士不但沉潜吟咏于古典文献，而且善于吮吸西方学理，选择了国际汉学界少有的人格悲剧论题来做比较研究．立意高远、论证详实、视野开阔。西方学界认为东方中国文学罕有表现激烈的人格冲突，而《屈原司马迁的人格悲剧》这一论著重新提醒西方学者，屈原与司马迁秉承“士志于道”的理想信念与君王独尊的“势”及其时代的政治文化两相抗衡，激烈冲突境遇中的“发愤抒情”谱写着他们的热情心志和忠义人格，其作品的不朽心声可与日月争光。曹晋此书特具可读性，实为一部佳作。
孙康宜（Kang-I Sun C hang）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文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