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客

冰心

杨宪益

戴乃迭

叶君健

徐迟

姚雪垠

碧野

严文井

邹荻帆

段连城

沈苏儒

汪曾祺

林斤澜

王蒙

刘心武

冯骥才

林希

杨书案

何锐

梅洁

梁晓声

史铁生

李元洛

聂鑫森

韩少功

何立伟

彭见明

阿成

贾平凹

莫言

吕华

阎连科

周大新

刘庆邦

孙方友

墨白

星竹

石钟山

迟子建

方方

老村

戈麦

池莉

刘醒龙

陈怀国

郑义

李锐

张石山

孙力

刘道玉

野莽

前言

先说书名。为书取名，远比为儿子取名困难得多，为儿子取名可以喝了喜酒信口而出，狗娃便狗娃，红薯便红薯，除了自己喜欢之外全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不予参考，不必在乎，尽情享受专制的优越。狗娃或红薯小的时候只重视吃饭，往往对名字满不在乎，随叫随应，吊着两挂鼻涕嬉笑连天。后来上大学谈了女朋友，方觉不雅，想改却还得上派出所去费很大周折，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名人大辞典上，我们偶尔就能读到，有些名人的名字不如其人。为书取名就不行了，虽然据说，书也是作者的儿子，但作者生完真正的儿子还得管他读书，生完书后心里却只惦记着版税，其余一概不管，集中精力又去怀下一胎，留下诸多事务都得仰仗保姆的照料。比方说身上穿一件什么衣服，头上挽一个什么抓髻儿，旧称书衣的那一层外包装，今称封面，名字则是位于面部上方的书眼，画龙应该如何点睛，还需有人一样一样地做。书的母亲在严格意义上讲，实际只起产妇的作用，于是作为全职保姆，有理由提出一条最起码的要求，给儿子取个好听的名字，以便在此后的人才就业市场，不至于遭到埋没。

《墨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李阳先生逼出来的，双方不惜从万忙中腾出时间发生争执，始而各执己见，终于互让一步。作家大抵喜欢含蓄深邃，不想让人一眼看破，如中国缺肉时代一句智者的话，宁可把“肥肉埋在碗底里吃”。出版家此时却是坚决的敌人，受买方市场的制约而恰恰倾向于张扬，恨不得夺过筷子，把肥肉全堆在碗面上，让人觉得一碗都是这个东西，以便造成供不应求的繁荣局面。所以，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以后，大名下面，还得再取一个小名，书界的职业术语叫做副题，并且李阳指示，要体现书中所述近三十年的文坛故事。

想了三天，忽然问想起被鲁迅先生冠以谴责小说的《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掐指一算，算出曾经有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夺目辉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嗣后的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中，却真的是死了九次，直到七十年代的倒数第几年，才伴着一个荒诞时代的结束而复生过来，迄今正好是三十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随行者，亲历人，我的有幸所见，居然还比那位目睹之怪现状的九死一生者多出十年。然而我却要删去一个“怪”字，盖因不想再犯鲁迅先生批评的“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的“南亭亭长式”的缺点。三十年来，文坛问题是多，不过涉及到文学的本身，既然已承认是九死一生，生过来后又在旧的文化体制之下拼命地挣扎，能有今天的这个局面，凭良心说，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了。

书中所述文事，均发生于这三十年间，符合“所遇，所见，所闻”的原则，而且所述人物还都是我的或师或友，或兄或弟。缺点无非是没有一气呵成，写的时间稍微地长了一些，属于与时俱进、且走且写的货色，很类似民间所说的骑驴看唱本。故而，若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十年，不是吹牛，话里也挑不出多大的语病。尤其是成书后自己再草览一遍，简直还能感到一丝的惊讶，完全是在无意之间，通过讲述这些人物和事件，哪怕极年轻的人和极微小的事，也能像阳光下一滴一滴的水珠，从中看出文坛甚至中国，这三十年里发展变化的丰富背景。

再说序名。原本我是主张不要序的，只作了一篇简短的后记，约略记录下此书的成因。又是这个李阳先生，孜孜不倦地说服着我，要我借此发表一个宣言，让人按照这个口号来解读全书的内容。我便终于被他说得有些服了，转而一想，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想也无不可，不仅写了，还取名为《近墨者赤》。晋代傅玄《太子少傅箴》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指人之品格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提出“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我今将“近墨者黑”反过来说，绝无颠倒黑赤的意思，只是把它挪用到写字的工具、从文的人士上，说明我这三十年里，与形正影直的众墨客的为伍，是赤诚的，如手持红灯的李铁梅姑娘，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原打算记在后记的话，是想说这本书中的有些篇章，曾经发表在外文杂志上，那是最初为完成职务工作，偶尔的写上一篇。后来走向批量，其中一个原因是受诱于《中华读书报》的魏琦。他约我给他的专栏写书话，规则是不超出作家与书的轶事，而且应是笔者的亲历，他说这个专栏最适合我。我就一连给他写了三篇，从冰心开始，继之叶君健与杨宪益，他们都曾是我面见的前辈，后二位还跟我在一个单位领过工资。因为一时写得兴起，超出了他所限制的字数，最终发表在了其他的报刊，有的被杂志转载。接着，《中国书刊报博览》的徐文欣，《北方文学》的孙仕侠，《东方新报》的邓小红，先生女士小姐们，也都纷纷约我来写，他们给我开了专栏，名字就叫“野莽说书”。再接着，东北的《辽河》杂志又开了一个名叫“做客辽河”的栏目请我主持，每期应邀做客的著名作家写一篇，主持人也要陪着写一篇，评头论足，说人道文。

其中《东方新报》的编辑找到我，是通过湘人彭见明。见明先生似有先见之明，担心稿费低了，报纸一方没有号召力，作家一方缺乏积极性，写过那山那人那狗的那位兄弟，就在约稿函中扯到了那鸡那蛋。他算账说一篇千字文章能买多少个鸡蛋，这些鸡蛋的妈妈母鸡们一天才下一个，作家一天却能下那么多。长的写累了写个短的，大的写累了写个小的，支持一下，不亦乐乎？那兄弟这么一说，便是不给鸡蛋我也得写了，于是写完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史铁生、莫言、林希、阿成、刘庆邦这一干人等之后，顺手牵羊给他也写了一篇，就写他帮着报纸坑蒙拐骗的约稿艺术。果不其然，东方的这家新报很快就停了，后期稿费都没有给，我家吃的鸡蛋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工作的时候，每选出国内一位作家的作品，交给中国和外国的翻译们译成外文，使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当时的外国人对中国现当代作家，除鲁迅和沈从文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外，其他一无所知，这样我就还得给他们每人配写一篇介绍文章。这类文章介乎于印象与评论之间，说他们是男是女，老还是少，过去做了一些什么，目前正在做些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写的这篇作品翻译给外国的朋友，被翻译的这篇作品的妙处又在什么地方。

这些曾经被我们译介出去，还要我配写文章的作者，我能在名单上列出长长的一串，他们有这本书中的郑义、李锐、张石山、聂鑫森、杨书案、池莉、刘醒龙、阎连科、陈怀国、孙力和余小惠等等。大约二十年前左右，这串名字的主人在国内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出现在国外则更是首次。由于是写给一般的外国人看，文章就尽量写得通俗浅白，要扫平翻译运笔和读者阅览的障碍，其中谈到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也都截止于大约二十年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脑，这些介绍文章都是我用钢笔写在二十字乘十五行一页的稿纸上，一个方格里面装着一个，如同那个时代规矩本分的人，稿子写好交给翻译，翻译翻完就给扔了。本书编好过后，最近我才发现，国内有家网站未经允许，正在拍卖作家手稿，其中有我两篇，正好也收入了这本书中。网页上显示的原件上，红蓝二笔改得一塌糊涂，篇名都是印象之类，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到手的。

当时谁好意思去向翻译讨要，说是这些东西将来还会有用，况且那是职务作品，不允话在外发表，特别是领稿费。现在想起要把它们整理出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只能先找到当时的外文杂志，再请朋友由外文翻回中文，如书中讲述的杨宪益在“文革”中的故事。这样虽然有些麻烦，但也不是一点意思没有，重看自己过去的文字，如果没有证据确凿的作者署名，仅看那些老实巴交的句子，可能会误认为出于他人之手。我也有过犹豫，这些早期的文章究竟应不应要，它们不仅文字粗糙，所写之人也渐疏远，比方郑义是十九年前的那个夏天去国离乡，几个月后我的同事告诉我说，他的夫人北鸣不知从哪里给我打来一个告别电话，从此便再也联系不上。关于他的事情说得太少，又拘泥于十九年前，想借此再补充几段，却已成了不可能的事。再比方另外的人，黑格尔说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这就暗示着人是可以根据社会存在而改变的。不过最终我想，文字记载的当时的情境是真实的，感觉也是真实的，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人应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有过的历史和友谊，那就还是收进来吧。它们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时期的见证，正如历史由每一本挂历组成，文坛也由每一个作家组成，三十年中多一个人，至少会多给世界提供一条信息。

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李阳先生决定出版这一本书，他从图书市场的销售考虑，建议我删去一些篇章，又增写一些篇章。增写的如文坛宿将王蒙、刘心武、冯骥才，湖北三老姚雪垠、徐迟、碧野，我的朋友韩少功、何立伟、梁晓声等。不用说，删去的肯定是我所爱，我得忍痛，增写的未必是我不愿，我也乐意。这本书就这么编成了，我真希望是一百篇，以应证所谓的人上一百，种种色色，特别是个性鲜明的作家，一人一副生动的嘴脸。增删完了再一统计，结果只有了这五十篇，恰好此前的一半。剩下的一半怎么办呢？我得把它们又收拾起来，预计过一阵子，它们正好是我的另一本书。

窗外桃李争妍，朝阳迎面。电话响了，又是李阳催要稿子，那么我就不写了罢。

野莽

2008年5月22日于听风楼

　　野莽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中国作家，他擅长用幽默的语言，绝妙的比喻，在看似不经意间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中国各阶层人对现实生活表现出来的各样复杂的态度，并从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影子。透过这些千姿百态的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至今还在怎样地束缚着这些人的大脑和四肢，怎样扭曲着他们的灵魂。他的书使我们在愉快的阅读中发现了一扇洞察中国的窗户。　　若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十年，不是吹牛，话里也挑不出多大的语病。尤其是成书后自己再草览一遍，简直还能感到一丝的惊讶，完全是在无意之间，通过讲述这些人物和事件，哪怕极年轻的人和极微小的事，也能像阳光一滴一滴的水珠，从中看出文坛甚至中国，这三十年里发展变化的丰富背景。【作者简介】　　野莽本名彭兴国，1953年10月1日生于湖北省竹溪县一个干部家庭。五岁发蒙，十五岁于“文革”中混完初中，二十五岁结束知青生涯，三十五岁在京城安营扎寨。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银行、文化馆、文联、作协、出版社等单位任职与写作。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已著有各类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作品二十余部，获奖十余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文字，散文曾在国外被选为大学教材，在法国出版法文版小说三本。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纸厦》，中篇小说《红米》，短篇小说《找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