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海

前言

有生活，就会有文学；有文学，便会有小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文学，什么样的小说才有人读。于是，面对众多现代小说的自话自说和现代文学的自慰式狂欢，终结说不胫而走，消亡论甚嚣尘上。而情节的缺失无疑是导致现代小说乃至整个叙事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谓予不信，我不妨以蚓投鱼，略陈管见。

首先，情节的缺失无疑是现代小说脱离读者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基于此等情由，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一文中诘问过斯蒂文森，盖因前者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现代小说家已然不屑于情节。当然，那只不过是是斯蒂文森打肿脸充胖子罢了。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反命题是：情节的枯竭终使现代作家不得不移情别恋。他说，“时至今日，令人感奋的”故事已经掘尽”；“情节取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或许是鉴于弗洛伊德主义的风行和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位批评家甚至妄下断言，称未来的小说必得是“心理小说”。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学多少印证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情节小说依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于世纪末迎来了大批主流作家的回归。明证之一便是包括《南方的海》在内的侦探小说的复兴。

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长篇小说《南方的海》是西班牙当代文学的翘楚。它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是年即获得两项大奖，即西班牙最孚盛名的小说奖“行星奖”和“国际侦探小说奖”。然而，受主流批评界的所谓“纯文学”理念的影响，无论巴斯克斯.蒙塔尔万还是他以卡瓦略侦探前后贯串的一系列小说，一时间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世纪之交，由于世界文学在一片楚歌声中开始向现实主义和情节回归，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等一批侦探小说作家才开始受到关注。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发轫较晚，从爱伦.坡、柯南道尔等人算起，也没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其基因(比如其故事性、悬疑性、刺激性等等)却几乎与文学一样久远。比较明显的印记是大乘宗有关佛陀的传说和古埃及一希腊有关斯芬克司的传说等等，而中国古代演义中大量有关王朝更迭、帝王天崩的释谜性描写及后来的包公案、狄公案等等更是充满了侦探小说的原生因素或者本身就是侦探小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侦探小说较之“心理小说”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惯以幻想家自居的博尔赫斯也曾在其少有的几篇理f生洋溢的著述中，谓侦探小说具有缜密而严谨的内在结构，而典型的“心理小说”却往往因耽于任意而显得紊乱。后者，“譬如普鲁斯特的某些章节，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看到这些，就好比回味平日里无所事事的困顿与无聊”。侦探小说则不同，它通常因为追求逼真、需要可信而必得拥抱现实主义，同时为了出人意料而必须挖空心思，即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拾人笔慧。有关侦探小说的载道功能和艺术手法，刘半农、徐念慈、觚庵等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谓其在揭露时政、揭示人性等方面大有一般小说所不及之处，而且每每“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于章法上占长，于形式上占优”。

现代小说的相当一部分读者(如不武断地说大部分读者)便是靠侦探小说挽留下来的，尽管侦探小说一直被“精英”们人为地置于“通俗”的范畴。而侦探小说与情节的关系，则好鱼和水的关系。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几乎是侦探小说的取胜法宝。

其次，情节的衰微恰好同个人主义的勃兴相互相成。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视情节为文学的主要元素，那么到了现代或后现代它便被所谓的“精英”批评降格到了可有可无，甚至冬扇夏炉的地位。殊不知莎士比亚便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作家，塞万提斯亦然。

说到情节，曾几何时人们想到的也许首先是“通俗”，甚至庸俗；是金庸们的一唱三叹或琼瑶们的缠绵悱恻，甚至某些廉价博去观众眼泪的电视连续剧。因此，人们似乎普遍不屑于谈论情节，而热衷于观念和技巧了。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哲学，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样，存在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无疑都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到科塔萨尔，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将形式主义推向了极致。换言之，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这叫做深刻的片面性或片面的深刻性。而玩弄技巧的则大抵将小说变成了魔术一类的江湖把势，以至于从作家到学者无不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莫过于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凡此种种，又无不同集体或他者意识的式微、个人主义的兴盛相辅相成。我曾经不揣冒昧地称情节和观念(或主题)在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奇怪的X形双曲线，即情节的逐渐下挫和观念的不断上升。而它们也许在文艺复兴时期达成了完美的交叉。

然而，桑塔亚那说过，经典的本质力量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而不是别的尺度。《南方的海》便是一部让喜欢者爱不释手的小说。作品描写一名叫佩佩.卡瓦略的私家侦探，他受命为一个显赫的家族企业调查其总裁失踪并死于非命的全过程。请注意，是过程，而非简单的凶手那么简单。这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了。于是，读者跟随卡瓦略逐一走访曾经与死者保持着各种关系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商贾巨头，也有街头混混和落魄妓女。当代巴塞罗那乃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整个西班牙社会随着卡瓦略的足迹和访谈呈现出具有马赛克风格的斑驳景象。党派斗争、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以几何级升沉的形式展现出来。若非卡瓦略私家侦探的身份及其使命一直在提醒读者，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而这恰恰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复杂所在，也是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特征所在、区别所在。

从一桩疑案切入，顺藤摸瓜、丝丝入扣地将读者引向凶手或诸如此类的始作俑者，是传统或一般侦探小说的套路。但《南方的海》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它是一部侦探小说，毋宁说它是藉侦探小说之形以图现实主义之实。也就是说，作者醉翁之意不全在酒，他的叙事策略至少成全了情节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回归。于是，他在继承侦探小说引人人胜的叙事形式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内涵，使之具备了所有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广度与深度。这至少是小说家重整旗鼓的一种尝试，并且已经得到了西班牙文坛内外愈来愈多的作家、读者的认同。

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译者，李静有这样的译笔，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究竟是文学疏虞读者，还是读者不屑于文学已经很难说得清楚，而有心坐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年轻人可谓寥寥无几；此外，文学翻译不同于文字翻译，个中艰辛也只有文学翻译者才能了悟，而外语和母语的双重要求常常并非一般年轻学者甘愿领受。有鉴于此，并有感于《南方的海》准确晓畅的译笔，我不能不无视浅陋，以表欣喜、以示祝贺。

　　他有一个当妓女的情人；他饱读诗书，却常常拿藏书当柴烧；他蹲过独裁者佛朗哥的监狱；他也曾远渡美国，当过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就是西班牙气质最独特的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西班牙侦探小说经典之作，1979年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获奖作品，1981年法国“国际侦探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富商司徒阿特.佩德尔在失踪一年后，尸体被人丢弃在巴塞罗那郊外的工地上，口袋里只有一张纸条：“谁也不会带我去南方了。”　　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受佩德尔遗孀之托，调查杀害佩德尔的凶手以及佩德尔失踪的真正原因，这一年中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据说，他要像高更一样，到南方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寻找人生真谛。　　在峰回路转的调查过程中，佛朗哥独裁的阴影与民主时代的喧嚣、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爱与性、财富与人生……种种矛盾与无奈扑面而来。　　这就是蒙塔尔万笔下的佩佩.卡瓦略，一个寄悲凉于食色、寓沉痛于虚无的私家侦探，和他的巴塞罗那。【作者简介】　　巴斯克斯.蒙塔尔万(ManuelVazquezMontalban，1939-2003)，西班牙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专栏作家、社会评论家、美食家。蒙塔尔万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在巴塞罗那大学主修哲学与文学。他曾参加反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并担任过西班牙共产党地方党派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主要领导人。自1972年出版小说《我杀了肯尼迪》开始，他创作了二十部以巴塞罗那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塑造了卡瓦略这个西班牙文学中最著名的侦探形象。他因此而获得美国雷蒙德.钱德勒奖。2003年，蒙塔尔万在从澳大利亚返回西班牙途中，在曼谷国际机场转机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