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三人谈

写在前面的话汪丁丁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

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

附一：关于上述对话的评论史晋川

附二：效用、福利与快乐黄有光

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

附：可能的依据与可能的出路

关于新政治经济学三人谈的简评姚先国

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大学改革的逻辑

跨学科研究的范式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宗旨

附：“理一分殊”：跨学科中心的宗旨汪丁丁

跨学科研究的范式

再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人类合作的起源与演化

人类合作的发生学

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第二天性：人类演化的经济动力

前言

汪丁丁按照惯例，我们三人的对话，若要保证质量，总要由叶航执笔整理，再交付发表。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叶航连续熬夜的本领，非同一般。从书名看，这里收录的是我们三人关于“经济学”的对话。不过，我们并未深入经济学通常的议题要素、成本、利润、货币、博弈论、供求分析。这些议题，以及经济学的其他议题，是我们对话的“背景”。

以上列议题为背景，我们试图想像比“背景”生动得多的“前景”经济学，它似乎直接是我们生活的镜像，它被生活的历史熏染过，它如同生活一般奔放热情，有时显得肆无忌惮。

于是，当我坐下来为这本文集写几句开头语时，涌现到意识中的，不是学术，而是生活过去六年多的生活。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学”必须在市场实践最强烈的激励之下才孕育成熟的话，浙江就是它最合适的母腹，尽管它还需要找到合适的父亲。其实，灵感通常总是这样发生的，它需要情境，也需要智慧。情境是它的母亲，智慧是它的父亲。

我们三个人，因缘际会，在杭州相遇了。我相信命运，并且相信偶然事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必然规律”。例如，偶然地，与我很少通信的一位女士，突然听我提到“杭州很好”。随后，另一偶然事件让她遇到了杭州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后者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相识。那之后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我相信它们都是偶然发生的，因为深究细节，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件都更可能不会发生。例如，那位院长只是“听说”而已，怎么就当真大张旗鼓地办这件事情呢?例如，当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怎么就恰好要推行“彻底改革”并且还决心为这一改革而打破人事部门的常规呢?例如，罗卫东是浙江大学出了名的“忙人”，他怎么就有时间跟着经济学院的领导们一起来北京和我聊天儿呢?又例如，叶航是经济学院出了名的“科学主义分子”，他怎么就和我这样患有严重“人文情结”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学术交往呢?……最后，在我和卫东或叶航任何一人之间的组合，考虑到我们的性情与爱好、年龄与阅历，知识与特长，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因为缺乏“共同兴趣”而难以成伙。事实上，我们三人的任一“两人”组合都很难成伙。所以，我们三人能够结伴成伙，是大量偶然因素凑成的结果。

总之，我们成了同伙，我们分工合作，关系密切，我们相伴而行，对话大江南北。我们的对话，最经常地是“跨学科”的跨一切与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有关的学科，卫东最谨慎，叶航最肆无忌惮，我居中。就知识和兴趣而言，卫东偏好历史、思想，以及各种不可测度的事物，叶航偏好科学、直观，以及各种可测度的事物，我居中。不要忘记“背景”我们三人都是经济学家，都受到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经济学训练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训练，它养成了我们对“体系”的偏好。任何偏好都是成见。凡受到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影响的学者，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唯理主义成见，倾向于忽略零散的事实和毫无逻辑联系的知识。

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卫东的思维处于远比叶航更为矛盾的情境之内。因为，毕竟，经济学是诸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同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历史和思想史或许是最远离科学的。因此，叶航常可安然入睡，我和卫东则要忍受相互冲突着并且每一个都重要到无法被忽略的观念的搅扰。我推测，卫东比我好一些，因为这一大堆相互冲突并且每一个都重要的观念的搅扰，在他的生活中永远有来自另一方面的竞争丝毫不比观念的搅扰更弱的极其复杂的大学事务。我读过卫东的博士论文手稿。读那部学术性极强的手稿的时候，很奇怪，我反复想到的是，作为另一串偶然事件的结果，卫东在处理大学事务时的卓越能力给我和叶航带来了何等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保护与财务帮助。所以，卫东必须在每天适当的时机去想他的大学事务，就此便可不在观念中越陷越深。我是注定要被头脑里无穷无尽冒出来的观念搅扰着直到死去的那种人，换句话说，注定了没有安然入睡的夜晚。

我借助于另一种办法，可以不在观念中越陷越深，那就是在尽可能发散的方向上设想尽可能多的重要的不同观念，让它们冲突吧!在一团乱麻的思绪当中，我可以昏昏然，睡一会儿如果是在情绪低谷期，就远不止是睡一会儿。

在更广阔的学术史视角下，我们三人的跨学科对话，可被纳入西方学术从上一个时代“分析的”时代，转入下一个时代“综合的”时代的转型期内涌现出来的无数学术努力之一。这一转型期的最初发轫是在大约70年前。当时，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们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渺茫前途，开始调转方向，从分析的极端转向更为综合的演化论的思路。其实，这一新的思路只借用了达尔文和进化论的名称，它的内涵远比“进化论”广泛，也远比非线性演化论广泛，今天，它被称为“基因文化”共生演化思路，或者，我们称之为“演化社会理论”思路。

这一思路最初被带进经济学领域，是在大约15年前。当时，研究者们报告了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最后通牒”实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纳什谈判和经济学家公认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以显著的概率被人们否决了。人们之所以会否决效率导向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强烈的公平感。然后，某一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约瑟夫.亨利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收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数据。这些数据令人困惑，它们似乎支持了博弈论关于纳什均衡的推测。于是他向两位导师汇报，并且，他怀疑是自己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那两位导师，第一位是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另一位就是今天神经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领袖科林.凯莫罗。后者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行为博弈》第二章里，向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

不久之后，由11位人类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就各种不同的文化情境进行了长达10年的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公共物品”、“囚徒困境”。根据这些实验，当年那位研究生，亨利希教授，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来介绍这10年研究的成果，并且，2007年他还将出版与此相关的专著。那些“人类学家”，其实也都是跨学科学者，例如费尔教授，是苏黎世大学的脑科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又例如理查森教授，荣休之前是文化学家和湖泊学家。还有金迪斯和鲍尔斯，他们都是桑塔费学派最活跃的学者，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

2004年，博伊德和理查森发表了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著作《不仅由于基因：文化是怎样转变了人类的演化过程》，正式提出了“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思路。2005年他们发表了更系统论证这一思路的著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化》。

几乎在同一时期，两位遗传学和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图比和克斯米达教授，自1990年开始联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演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含义。他们的论述表明，“基因和基因所在的环境”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共生演化的，从而否证了“基因决定论”。

我们三人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西方学术界的这一转型期的各种前沿观念。这些观念未必可以形成自洽的学术体系，因此，我将它们视为是以经济学为背景的表演，它们是前景，有变幻莫测的灯光和聚散无常的观众，有来自生活的体验，还有科学幻想。我们希望，仅仅是希望，从这些观念的表演中，将会浮现出一些新的理论要素。

新的理论要素，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父亲”，它从本土社会的市场实践中，提炼出令人满意的演化社会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

　　本书是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三位教授在数年间持续的10余次学术讨论的合集，话题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人类合作的起源与演化”等问题。三位作者在专业上各有所长，学术思路各有侧重，以跨学科的思路就这些关键学术问题进行对话，在针锋相对的争论中迸发出许多思想火花。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三位教授，在枫林晚书店，在杭州三联书店，在跨学科研究巾心的小屋，围炉而坐，谈学论道，通过对话显现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