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上编人杰地灵

一、枵腹远行

二、苦难家世

三、美的启示

四、康熙字典

五、柳暗花明

六、二金蝶堂

七、弄假成真

八、否极泰来

九、出类拔萃

十、昙花两现

十一、情之所钟

十二、赁屋机缘

十三、十面埋伏

十四、如箭在弦

十五、雀屏中选

十六、金玉满堂

十七、乾坤定矣

十八、神仙眷属

十九、扫叶山房

二十、苍天有眼

二十一、人丁兴旺

二十二、古道侠肠

二十三、世纪之晤

二十四、湖畔遇险

二十五、永恒友谊

二十六、万事齐备

二十七、家庭风波

二十八、桑梓情重

下编名重扶桑

二十九、初莅瀛岛

三十、他山探石

三十一、堂奥撷英

三十二、异国识荆

三十三、梵宇览胜

三十四、古法反馈

三十五、天涯芳草

三十六、师友谊深

三十七、只欠东风

三十八、一鸣惊人

三十九、神刀传奇

四十、春樱秋枫

后记

前言

关于《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的产生，可以说的话很多。首先是它的作者。本书的作者沈左尧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拜我父亲为师，潜心学习篆刻。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在我父亲身边，为他做事。1942年我父亲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轰动画界。沈左尧不但帮助张罗，连画展的会标也是他亲自绘就的。尤其是画展上应酬接待欧美来宾，父亲也离不了沈左尧，因为我父亲不通欧美语言，而沈左尧通晓英语、德语等语言，故便成了我父亲的义务翻译。那时重庆成了“陪都”，外国人多，而欧美人又特别欣赏我父亲的画，故常邀请我父亲去会面交谈，有时还成群结队地到我们家所在的赖家桥金刚坡来拜访我父亲，而沈左尧每次必到。他的能干与热情不仅得到了父亲的欣赏，而且博得了我们全家的喜欢。抗战结束后，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去。1947年他帮助操办父亲在上海举办的个人画展。第二年我们全家由南京迁回江西老家，也是由他一路护送。建国后我父亲在南京工作，但常去北京开会或作画。沈左尧在科协工作，每次父亲到北京，便搁下其他的事到父亲身边帮忙，例如：1959年父亲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画上那六个毛主席写的大字就是由沈左尧亲手摹到画上去的。

父亲和沈左尧之间的师生情，充分体现在沈左尧创作的诗集《悼师集》中。那情感之真挚动人确实令人动容。除了赋诗悼念老师以外，沈左尧还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要求，以连载的方式写了《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连载50期始告结束。由于读者对连载内容十分感兴趣，报社建议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

沈左尧为写这本书下了很大工夫。他曾用录音机录下我母亲的谈话，共有八十多盘录音带。沈左尧原先还打算在写完青少年时代之后，再接着往下写，最后写成传记，可惜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完成写传记的计划。

对我们傅氏家人来说，这已完成的“青少年时代”，就成了极珍贵的、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了。由于沈左尧与我们家的特殊关系，本书的资料性和文学性应同样被看重。一般的文学性的传记往往在真实可靠这一点上有所不足，而要靠文学性的想象和描写来弥补，而沈左尧的这本传记则可以说是并无此遗憾的。

我父亲是一位有着非凡的才华和非凡的经历而又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艺术家，人们对了解他的真实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过程必然是十分感兴趣的。谈起我父亲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孩子居然能成长为遐迩闻名的一代艺术巨匠，人们不免会充满疑问。常有人说，傅抱石是一棵从石缝中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这是十分准确的说法。沈左尧的这本字数不多的传记，正是提供了我父亲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真实描写。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一粒种子想在石缝中成长为一株大树，需要冲破多少障碍，要克服多少困难。人们不仅会惊叹于这棵树种的生命力的无比强大，更会思考：这棵“抱石而生”的树种，为何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了要为艺术而献身？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我们重版这本有特殊价值的书，算是对我父亲的一份怀念。而同时，就本书的作者沈左尧先生来说，他去世也快一年了，这本书的再版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要知道，沈老(这是人们对沈左尧的称呼)临走之前留下的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完成我父亲的传记一本完整的传记，而不仅仅是青少年时代。对此，我们也同样感到莫大的遗憾，而这倒更令我们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后记

我接受撰写《傅抱石传》的任务时，尚未离休，虽然工作繁忙，仍得以抽时间往返各地，为写书收集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南京，聆听罗时慧师母讲述抱石师的生平，生动的故事使我听得入迷，积累了数十盘录音带，回到北京利用业余时间放录音，记下了约三十万字的素材。我又多次去抱石先生的故乡江西新余市(原新喻县)，进行采访及参加“抱石公园”的揭幕式，曾两度到罗坊镇章塘村；在南昌追寻先生遗踪，亲历其境。在这开始阶段进展顺利，一年多时间里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正要着手写作时，不料我因割除一个脂肪瘤，手术后输血染上疾病，八年内住院四次，几乎大半时间在病榻上虚度。医生说，若不是心中怀着必须完成写书任务的强烈求生欲望，可能早就失去生命。然而因屡次发病，健康已大受损害。从前我每天能伏案十多个小时，病后精力远逊，工作效率降低了。这就不可避免地打乱了既定计划，本来早可完成的书稿就延宕下来。

1991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三个月的《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我第三次出院后，体力稍稍恢复时赶写出来的，1992年又在江西《聪明泉》杂志连载了下编的前几节，打算再作一番努力，在1994一年出书。哪知去年夏天突然病魔袭来，第四次住院。当时手头正在整理一篇研究抱石先生艺术的文稿，带进了病房，想趁每天输液的间隙写一点，但主治医生告诫我：“要命就不许动笔，动笔就没有命！”我只得服从。一病半年，排除了今年完成全书的可能性。

使我特别感到惭愧而又不安的是，几年前，我开始撰写《傅抱石传》的消息就被国内外许多报刊披露过，当初认为很快就能面世。然而迟至今日，千呼万唤出不来，我听到朋友们的探询、关切、催促以至责备。如果我真的早已随抱石师到另一世界去了，倒也罢了，也许此书另由别人完成了。可是我毕竟还活着，负咎难辞，心理上深感巨大压力。

起始，傅师母和许多朋友都认为由我执笔写傅传是合适的。首先，我自上大学第一天见到抱石师，就觉得十分投缘，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是我的典范，追随终生。虽说我数不上是有出息的学生，先生是巍峨高山，我只是一块普通石头，却是我知先生，先生知我，难得的是人与人的真正相互理解。其次，我对抱石先生的艺术，包括理论、绘画、书法、篆刻等，都做过一些探讨，并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过数十篇、十余万字的论文，可以说有一定的认识。第三，正如师母在序文中所言，从40年代初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与傅家始终未断联系，自己觉得也是兄弟姐妹中的一员，相处亲密无间。因此，我写这本书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后来任务变得十分艰巨是疾病造成的。

以上有利因素使我得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传记不是小说，首先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一般来说，故事中人物的对话有时需要作者发挥合理的想象，即使是亲身经历，多少年前的讲话哪有录音机？就是笔录也很难把所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然而本书中傅9币母回忆的不少对话却有很大的真实性。我在上编第九节中提到，抱石先生有超凡的记忆力，这一点我曾多次亲自领教过，他能把若干年前某一场景、某人说的话记得丝毫不爽，脑子远胜于电脑。令人称奇的是，时慧师母同样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年轻时的经历到老不忘。因此，这里所描述的有些细节和讲话皆非虚构。以往有些历史人物传记，由于作者未接触过主人公，仅凭传说、考证和臆测，其可信程度就差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忠实于历史的。

另一方面，由于抱石先生和笔者是师生关系，在旁人看来，写作中或许难免掺入些个人感情因素。毋庸讳言，人是有感情的，不过在形之笔墨时就需要有自我控制能力。当年抱石师逝世后，我在悲痛中用诗词形式写成一本《悼师集》，原是自己看的，百分之百地抒发内心感情。但传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就需要客观叙述，必须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我写的抱石先生并非抽象的、笼罩着灵光的“超人”，他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平凡的人。但他确实有不平凡的品德、智慧和才能，是我来到尘世七十余年间接触到的千千万万人中最值得我崇敬的师长。我是从时间和空间，亦即以历史和世界这两条纵横线的交叉点作为坐标来观察事物的。评价一个人或一件艺术品，不能单凭主观的好恶，更不能人云亦云，应有客观真理，即科学标准。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两大支柱，它们融汇于一点哲学。哲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我信奉科学。抱石先生的艺术植根于他的人格、品德和学问，如果缺乏深厚的根，绝对达不到他这样高度的艺术境界。我希望书中能表达这一点。我写过不少文艺评论，涉及许多人，从不用溢美之辞。曾有人要求我为他写一个十分响亮的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胡吹乱捧、蚊蝇嗡嗡的滥调徒增反感。我相信自己所用的尺度应如“METRE”(米)之为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岂容任意伸缩，更不为感情所左右。虽然，前文谈到我对抱石先生有一定的了解，但囿于自己的知识修养和思想文字水平，要充分表达先生的业绩，还是远远不够的，其不足与错误之处，敬希贤达不吝赐正。书中上编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国内读者不多。但从海外得到一些良好反映，如我子女在美所认识的华人几乎没有不读的，有的为此专门订了报，有的还写信让我女儿转达爱好之意。当然，他们主要是景仰抱石先生并同情他的遭遇，钦佩他的奋斗精神，我的文字不过是信息载体而已。《人民日报》编辑部也转给我一些国外来信，要求购买此书。遗憾的是我辜负他们的期望已近三年。在抱石先生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原定出版一系列纪念性书籍中包括这部传记，现在出全传已来不及，就决定先出前半部，也使我略赎前愆。上编绝大部分是根据傅师母口述写成的，所以她老人家应是本书第一作者，在此特表崇高的敬意。前面几节的内容曾有于真女士的文字记录，给我提供了方便。本书提到的沈飞(种云)先生已八十高龄，在南昌不辞辛苦地陪我考察了抱石先生早年活动的地方，包括街巷、古迹等，可惜灵应桥的故居早已不存，遗址也未觅到。现沈翁已谢世，遗憾的是他不能见到此书的出版。在新余，我的采访工作得到市委孙奇珍先生、市政府熊世俊先生等领导的鼎力支持；市政协委员章琳先生、市科协萧庆文先生等热心人士，冒烈日风尘陪我下乡深入采访，得以会见多位曾与抱石先生熟识的老人。后来章琳先生还提供傅氏世系考证及不少文字资料。他们对我的文稿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给予很大帮助。下编中，抱石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的交往，除在郭老文章中找到线索外，许多情况是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先生提供的，这也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们常在一起探讨，竞日不倦。关于抱石先生在日本与金原省吾来往的情况，本来知之甚少，若不是益瑶妹在东京得到金原日记的抄件等资料，这里是会留下空白的。还有，叶宗镐先生编的抱石先生年谱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他关于先生印章的论述则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此外，在全国各地还采访了文艺界人士，如北京的华君武先生、宗其香先生，南京的宋文治先生，武汉的吴继明先生，上海的赵清阁女士，桂林的阳太阳先生等，有关材料将在后半部中反映。时慧师母说她的角色是“磨墨妇”，在这里，我的角色是“执笔人”。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二石夫妇及傅氏一家的全方位支持；得到许多有关的，包括未及一一列举的人士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最后还提一下，由于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得以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写作上，加快了进度，有她一份功劳。沈左尧1994年6月18日晨于京寓胜寒楼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傅抱石无疑是开宗立派的伟大画家之一。他以杰出的绘画实践，冲破数百年来的墨守成规，为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他的创作，山水画和人物画并重，尤其是山水画，自成体系，创造了被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皴法“抱石皴”。这是他对中国画技法的杰出贡献。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傅抱石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及其艺术学习经历。　　傅抱石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为杰出的美术家之一。他以杰出的绘画实践，冲破数百年来的墨守成规，为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傅抱石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及其艺术学习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代国画大师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