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序：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

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

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

三、高仁山与新中学会

四、大无畏的革命传奇

五、蒋梦麟与陶曾谷的后续情爱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以德治校

一、蔡元培诚聘陈独秀

二、以德治校的进德会

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四、对于陈独秀的变相免职

五、北大评议会的制度缺失

六、蒋梦麟眼中的制度与道德

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

一、章士钊与陈独秀的早期交往

二、从《甲寅》到《新青年》

三、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

四、后《甲寅》时代的话语之争

五、鲁迅与章士钊的法律较量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一、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二、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三、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三、《新青年》的“复活”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一、钱玄同与《新青年》杂志

二、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三、钱玄同的“小批评大捧场”

四、胡适与钱玄同的精神分歧

五、钱玄同的追悔反思

六、钱玄同的“偏谬精神”

七、钱玄同与胡适的真诚合作

《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一、《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二、刘半农与周氏兄弟

三、刘半农淡出《新青年》

四、刘半农与胡适的后续交往

五、鲁迅与刘半农的精神歧异

六、刘半农与胡适的善始善终

七、刘半农的死后是非

周作人的歧路人生

一、周作人的事后回想

二、忠实原著的“直译的方法”

三、人道主义的新宗教

四、《小河》中的劣势心态

五、天堂净土的“新村”

六、“新村”运动的路径迷失

七、《新青年》同人的路线图

吴虞教授的风流情事．

一、菲儒反孔的吴虞

二、胡适与吴虞的公私交往

三、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四、吴虞的风流情事

五、钱玄同的全盘否定

六、非儒反孔的历史功过

七、“阴护礼教”的专制根性

八、周作人的推波助澜

马寅初的“北大之精神”

一、胡适笔下的马寅初

二、马寅初的计划经济观

三、马寅初的晚年情怀

四、北大精神再思考

高一涵与胡适的同居经历

一、《新青年》的创刊元老

二、“甲寅派”的重要写手

三、与胡适的同居经历

四、与胡适的共同“努力”

五、高一涵的“起死回生”

六、1949年之后的高一涵

陈翰笙的红色传奇

一、鲁迅笔下的“他‘家翰笙’”

二、陈翰笙的红色传奇

三、陈翰笙与史沫特莱

四、陈翰笙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梁漱溟的法制观念与路径迷失

一、梁漱溟与蔡元培

二、梁漱溟的法制意识

三、梁漱溟的路径迷失

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

一、五四时期的陶希圣

二、陶希圣的政学传奇

三、名门之媛陶琴薰

前言

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

邵建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或者说，胡适的相对“宽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对“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团队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今天倒需要反问一下，这样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白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阅信后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如同一份宣言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之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中的一种文化对比和路径歧异。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钱玄同在“通信”中写到：“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钱玄同接过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话头表示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望“五四”，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青年》同人骂人在先、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的。面对读者对于《新青年》单方面骂人而不容许对方反驳的批评意见，胡适曾经表态说：“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团队。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主导，胡适注定要被边缘化。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这部分北大教授，所选择的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甚至于骂人有理的不宽容甚至反宽容的精神路径。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张耀杰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这是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也是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些民国时期曾经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历史浪潮的北大教授，有着迥然歧异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他们是今日之北大引以自豪的记忆。　　本书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这些北大教授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历史大潮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　　作者通过征引日记、书信、当年的报刊、档案等一手资料，展示那个时期的历史，更丰润了那个时期的北大教授在读者心中的形象。【作者简介】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曾在河南农村任中学教师。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2年获硕士学位。瑚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话剧史》(合著)、《影剧之王田汉》、“曹禺戏剧与宗教文化》、《戏剧大师曹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真相》、《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除有数百万字的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外，还曾参与《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