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

序例

卷一 论著之属一

卷二 论著之属二（以上为第一册）

卷三 词赋之属上编一

卷四 词赋之属上编二

卷五 词赋之属上编三（以上为第二册）

卷六 词赋之属下编一

卷七 词赋之属下编二

卷八 序跋之属一 （以上为为第三册）

卷九 序跋之属二

卷十 诏令之属（以上为第四册）

卷十一 奏议之属一

卷十二 奏议之属二

卷十三 奏议之属三（以上为第五册）

卷十四 书牍之属一

卷十五 书牍之属二

卷十六 哀祭之属（以上为第六册）

卷十七 传志之属上编一

卷十八 传志之属上编二（以上为第七册）

卷十九 传志之属上编三

卷二十 传志之属下编一

卷二十一 传志之属下编二（以上为第八册）

卷二十二 叙记之属一

卷二十三 叙记之属二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属一 （以上为第九册）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属二

卷二十六 杂记之属（以上为第十册）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编纂过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在晚清民国极受推崇，但后来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曾氏评价的变化而有起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则有名的事件，既有属于传统体系的官员学者文人的褒扬，有处于新旧过渡时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领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编纂者及旧文人王闿运、王先谦等，中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容闳等，近者如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判断更广为人知。除了从章太炎开始称曾氏为“吾祖民贼”到范文澜评曾氏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一系外，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界名人，对曾氏的评论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与这种情景不同的是，曾国藩生前编纂当时影响极大的古文选集《经史百家杂钞》，在晚清民国曾风行海内，成为毛泽东向同学友人推荐的“最佳国学入门书”。自解放后却印行甚少，改革开放后也流行不甚广，远不如曾氏《家书》和《家训》等，其中的变迁原因或与社会整体文化背景渐变有关，也与该选本背后蕴含的整体理念之淡化有联系。
　　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做一简要介绍。
　　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其书：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余的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删去，“颂赞”“箴铭”“碑志”则进行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重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在上引《致萧子升》信中对此书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感受：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不仅力荐此书，更向同学友人陈说应该如何阅读利用好这部国学入门书，即由该书中所选的某篇文章触类旁通阅读原书同类文章，进而及于该书整体，又由该书属于经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类其他重要典籍，“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这种力求通识而戒窄陋的阅读学习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线装仿宋体《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四部备要》集部的一种，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史百家杂钞》和其编者曾国藩在当前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收藏阅读需要，这次出版线装大字繁体竖排本，系以《经史百家杂钞》现存各刻本中文字较为精审的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为底本，校以上海会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显有误的字词，根据其所出著作的现代权威通行点校本进行了校改外，多数保留了原貌。对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问题，也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国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对底本中各卷以双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评语，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号仿宋字单行排列，以便全书眉目清晰。

1.《经史百家杂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曾国藩在人生事业蓬勃上升期总结提炼中国文化四部精华，形成的曾氏版“国学宝典”。
　　2.青年毛泽东极为推崇曾国藩人生事业和《经史百家杂钞》，曾多次专门写长信向友人推荐此书，并介绍“最佳国学入门书”《经史百家杂钞》种种优点。
　　3.本次出版所采用的底本系曾国藩逝世后由其最亲近信任的家人和学生群体编辑刊印的长沙传忠书局本，内容权威、文本准确。
　　4.采用精美宣纸印制，繁体竖排线装保留古典原貌，字大清晰不损伤视力，国内古籍出版第一品牌社中华书局重磅推出，无论是个人收藏品读彰显人生品位，还是作为馈赠前辈的高雅文化礼品，均系上乘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