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

引言：环境时代的环境法学研究

第一章 环境时代的法与伦理

第一节 法与伦理一般关系

一、概念梳理与关系流变

二、本质联系与相互关联

第二节 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

一、环境法治呼唤环境伦理

二、环境伦理学对环境法的冲击

第二章 环境伦理学概述

第一节 环境伦理学相关概念辨析

第二节 环境伦理学发展简史

第三节 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及代表性观点

一、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

（一）动物中心论

（二）生物中心论

二、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

（一）大地伦理学

（二）自然价值论

（三）深生态学

第三章 环境伦理学“真理化”批判

第一节 环境伦理学核心理论批判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一）环境危机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及其反批判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无法成立

（三）发扬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

二、自然价值论批判

（一）自然价值论的基本主张

（二）自然内在价值论难以成立

（三）自然价值论的论证缺陷

（四）自然价值论的危害

三、自然权利论批判

(一)自然权利论的基本主张

（二）权利及其构成要素

（三）“人”之否定——自然权利与权利精神之冲突

（四）“自由”之剥离——自然权利与权利形式之冲突

（五）自然权利的现实意义与危害

四、环境伦理学总体评价

第二节 环境伦理学研究方法批判

一、扩展主义的虚妄

二、自然主义的谬误

三、概念的混淆与偷换

四、逻辑推导的以偏概全

五、情感征服的片面

第三节 环境伦理学本质探析

一、环境伦理学的学科背景与理论实质

（一）思想根源——浪漫主义

（二）理论外衣——生态科学

（三）理论实质——科学外衣下的信仰

二、环境伦理学的文化特色与利益本质

（一）文化特色——西方中心主义

（二）利益本质——中产阶级视角

（三）环境理解的特定性

第四章 “环境伦理法学”批判

第一节 “环境伦理法学”概念界定及其表现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

二、自然权利论

三、调整论

四、总体评价

第二节 “环境伦理法学”批判

一、“立论前提虚无性”批判

二、“价值问题信仰化”批判

三、“地方性知识普适化”批判

四、“理论基础脆弱性”批判

五、“伦理学说法律化”批判

六、“本质不可法律化”批判

（一）义务性公德

（二）实践可能性

（三）可以规则化表达

（四）立法必要性

（五）社会基础

七、“环境问题抽象化”批判

八、“工具主义法律观”批判

第三节 “环境伦理法学”与法治的冲突

第五章 环境伦理学法治实践批判

第一节 美国环境法治历程

一、1890年之前，“公共健康与卫生运动”与环境法治的萌芽

二、1890年至1941年，环境法治的大发展

（一）资源保护运动

（二）“罗斯福新政”

三、1960年至1980年，“现代环境运动”与现代环境法治

四、1980年至今，“反环保”运动与环境法的摇摆

五、启示与思考

第二节 环境伦理学与西方环境法治关系考辩

一、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立法

（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及相关法律

（二）《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

二、环境伦理学与环境司法

（一）“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与自然的权利

（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与濒危物种保护

三、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社会运动

（一）绿党与环境伦理学

（二）“环境正义”运动与环境伦理学

（三）大型环保组织与环境伦理学

（四）激进环保组织与环境伦理学

（五）环境伦理学与法治的内在冲突

第六章 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展望

第一节 “环境伦理法学”引发的思考：中国环境法学研究

路径检讨

一、泛道德化：法与道德的模糊

二、自然主义谬误：法与规律的混淆

三、主体性缺失：普适性与地方性的失衡

四、孤立立法：法与社会的疏离

五、过度创新：环境法与传统法的失调

第二节 环境法治理论暗礁

一、环境权热的冷思考

（一）环境权的重要性是否充分？

（二）如何理解与评价环境权在西方国家的由热趋冷？

（三）如何理解与评价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环境权热？

（四）如何看待环境权的本质及其对于我国的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困境

三、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学迷思

第三节 从启蒙思想到法治理论：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展望

一、科学认识与合理定位

二、本土化

三、法律化

四、面向大众

五、注重改良

六、现实主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从伦理学、法学和实践三个层面对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主要理论及其法律实践作出了梳理和批判，认为环境伦理学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环境想象，并非普世真理，不符法治精神，社会实效不佳，不应成为中国环境法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环境法学总体存在“法律观偏失”的不足，须树立清醒的学科意识，以“现代法”为前提预设进行制度研究，实现从“启蒙思想”向“法治理论”的历史转型，为环境法治实践作出“法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