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侧畔

序

综合篇

千帆蓄势

万木迎春

理念乃创新之母

上海发展的潜力在哪里

“四象八牛”引出的思考

接轨上海的理念空间

敢为天下先者胜答浙江电视经济台记者问

怎样错位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视角

经济篇

经济发展的三大关系

股市的博弈

地区经济赶超的战略思考

为中央商务区把脉

时代呼唤企业总部集聚

产业组织的高级形式

制造业发展的模式选择

产业从创新中走向融合

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思考

粮食产销走向合作

县域经济新起点

世博效应与长三角区域互动

现代服务业的对接平台

发展视角看秀洲

飞鹅商圈如何起飞

工业新区“新”在哪里

纺织品市场开张之后

区域发展的规划思考

社会篇

从卢梭给政府定位说起

审议政府工作的视角

遵守承诺

城市规划面面观

城市发展的课题选择

网络型城市构建的思考

城市群功能需要培育

田子坊的涟漪

田子坊的转机

把握综合交通枢纽的辐射

女市长“错”在哪里

“三农”呼唤国民待遇

乡镇如何扩权

寻找现代服务业的文化内涵

社保基金的热门话题

社保反欺诈要靠立法

环境篇

GDP的误导

气候变化使机制露“馅”

闲话生态博物馆

初登丹洲岛古城

聚宝湾要重在聚“宝”

参考文献

跋

前言

改革开放，世纪盛况，斗转星移，举世瞩目。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追昔抚今，感慨系之。我谨以此情，此理、此言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载。

我国改革开放之要是重建公共权力结构。我国改革开放是从重建公共权力结构探索起步，它与全球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反思归于同一时期。国际社会的反思集中在对官僚模式政府行为的批判之上：政府在行使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过程中，扭曲了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权的位置关系，导致行政低效和腐败，形成“只有民主政府而缺失民主行政”的权力结构。与此相似的是，自粉碎“四人帮”起我国公共权力结构便开始普遍受到置疑。于是，改革开放便从政府发起的经济管理体制“松绑”和“放权”开始，逐步走上了经济运行方式的市场化之路，最后正在回归到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之上，其源盖出于我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成果正在为传统落后的政府管理体制所吸收。

我国经济转型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伴随着公共资源的配置，其过程必须符合公共选择的原则，而切忌少数人选择替代多数人选择，甚至是个别选择取代公共选择。一是政府从全民所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地位退居为监控者地位的过程应当遵循公共选择。“拨改贷”和“利改税”实质上是将全民的资产逐步转变为部门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过程，其结果固然起到了提高资产经营效率的作用。但其转变的无偿性有失公共选择的原则。二是财税和货币体制的改革方向应当有利于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共选择。高税收政策不利于我国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它正在导致企业和公民的财富加速向政府集聚，其后果是维系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低工资制度，上扬了高剩余价值率，抑制了社会总需求；分税制政策的缺陷正在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严重背离，为地方政府违反土地管理政策的行为和职能部门乱收费提供了客观需求的空间；负和j率政策正在导致存钱人的财富流向用钱人的口袋，它既不利于改善贫富差距，又怂恿了资本排斥劳动的行为。

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指向应当有利于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国有企业亏损和银行不良债权，作为转型经济的社会成本替代了部分财政职能。消化这种成本的有效途径是深化国企改革，以赋予其市场化条件的自主能力和经营机制。垄断性行业国企管理层激励机制的模式选择，必须有别于竞争性行业，否则将形成缺失市场化绩效基础的高薪阶层；竞争性行业国企管理层持股模式的探索必须符合公共选择原则，切忌简单地将原归属于职能部门或集体所有的全民资产转化为个人所有，以防止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

我国当前三大稳定面临的考验正在加速三大结构的变迁。一是政治稳定面临的考验正在加速公共权力结构的变迁。其考验的指向在于政府经典职能的复位、行政方式的转变、体制成本的下降、官员廉政的监管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二是经济稳定面临的考验正在加速经济结构的变迁。其考验的指向在于若干结构关系的优化，诸如资源储备结构与生产结构之关系，依赖型经济与自主型经济之关系，有形要素配置与无形要素配置之关系，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之关系等。三是社会稳定面临的考验正在加速社会结构的变迁。其考验的指向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破解和分配体制的优化。上述三大结构变迁的加速，其合乎逻辑的结果将是我国民主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一个正负效应同步放大的过程。在充分评估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的同时，国人应当客观冷静地评估其负面效应放大的影响及其后果，以便采取相应对策，逐步改变自身劣势地位，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一是导致发达国家对全球的控制走向合法化。发达国家通过政治联合国(常任理事否决制)、经济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三位一体)、军事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的三大机构，全方位地对全球从非法觊觎走向合法控制、从国土占领走向市场占有，从兵械掠夺走向资本扩张。二是效率性收益使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资源优势。全球化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其逻辑是“规则公允，起点失衡，结果失当”。由于经济、技术和制度效率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净流出态势正在加速，其后果是严重危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铸成15％的发达国家人口配置全球85％资源的经济格局。三是脱胎于“富人俱乐部”的世贸组织仍以经济发达程度排定座次。发展中国家虽以乌拉圭回合为转机，终于盼来了“差别傀惠待遇”，但却以承担处于劣势地位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措施等领域的新义务为代价，去换取一张张诸如市场准入、纺织品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头支票”。在对待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上，发达国家全神关注的是信息技术等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则不屑一顾。四是跨国公司通过分解和重组生产流程的手段正在以低成本套利方式获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资源。跨国公司凭藉先进的电子商务平台优势以及计划体制国家向市场化转型的机会，下降了企业所有权控制成本，进而放大了其活动半径，构筑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价值链和供应链格局。从长远来说，它为中国企业做强做大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导向作用，但由于体制创新的迟滞性，在短时期内它正在导致我国企业或是面临“洗牌”式的角逐，或是被迫跻身他人“屋沿”(生产环节)，既挤压了自身市场份额，又丧失了企业生产的自主能力。因此，转变传统的缺失专业化分工的“小而全”体制，促使企业资源从垂直整合走向虚拟整合；强化品牌经济建设，加大企业价值投资的力度；推行顾客关系管理制度，加快企业从“跑量”经济走向“跑单”经济的进度，实乃当务之急。

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要积极应对时代新的挑战。经济学会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家，高校经济学院又堪称我国新近崛起的具有相当前瞻实力的生力军，二者联手可谓珠联璧合，其使命之重自不待言。他们在清除“沉舟”和“病树”的基础上，还负有催生“万木春”和推进“千帆过”的使命。

第一，致力于重大问题研究上的突破。一是要回答当前全球性经济失衡是常态，还是具有阶段的性质？从中可以窥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它应成为我国高校经济学创薪平台的新项目。二是要揭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水土不服”的根源。其判断所折射的深层次命题正在昭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时代内涵。三是要正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在调和人类需求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稀缺性之间冲突的同时，扭曲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未来的三大关系。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其理论适用性的缺陷，即当经济学成为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之后，在经济学逻辑的理性化同时，日益走向非人性化。它也为高校经济学创新平台下了“订单”。

第二，赠经济理论研究新人三句箴言，以资共勉。一是人生的价值在于延续而非拥有。拥有者寿丰届百年，延续者芳香留百世。拥有者靠气血益寿，延续者靠智慧延年。二是学术的生命在于经典而非流行。莫扎特为捍卫艺术经典，不为流行折腰，结果因贫病交迫于36岁生日前夜病逝于悲风凄雨之中。肉体生命虽在弹指问灰飞烟灭，但艺术生命却绵亘千古。追求经典者必须敢于克服“五唯”，即唯上、唯古、唯书、唯众和唯利。唯此，中国的学术才有国际地位；三是人格的尊严在于民族而非国籍。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学者改变国籍易如反掌，但其尊严仍由民族决定。因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大法官事件而涉嫌驱逐的是全美的美籍前苏联人；珍珠港事件的代价是全美的美籍日本人被囚人集中营；因“9.11”事件被迁怒打击的几乎是所有美籍阿拉伯人。

适逢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的《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上海市资深经济学者座谈会》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召开，我的即席发言权作本书之序。《沉舟侧畔》意指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清除传统痼疾的盛举，其最终目标管理应该为“千帆”培育穿越历史时空的良好环境。

二○○八年五月一日于荣竹斋

后记

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但在年轻共和国的寿诞里其所占的岁数不算小了。人们对30年改革开放的评说，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的视角，还是“智者”的视角，全由其在改革开放前后个人利益关系调整结果的走向所决定。因此，只有摆脱个人情结和好恶，方能客观、公正、历史地评判30年改革开放的是非功过。其实，成就大小的评估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关键是要通过社会评说使国人对深化改革的战略取向和对策管理达成共识。据此原则，我在本书中对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评估，主要着眼于下述标准：一是综合要素生产率标准。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率总增量中，扣除劳动投入和资本投放的贡献份额之外，剩余的未能解释的部分，其中包括技术水平的提高，管理水平、物价政策、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因素。据此标准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导致生产率总增量中的主导性贡献迄今为止仍以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为主，其中尤以资本投入为最。根据现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是产业发展高级化、要素价格市场化和行政行为法制化。二是资源可持续利用标准。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其衡量标准是可持续发展资本(并非经济学上的资本概念，而是指天然资本、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的总和)的可持续配置能力，即现代人类人均可利用资本不能超过未来人类人均可利用资本。以此标准衡量，我国30年改革开放中可持续发展资本利用的透支性过强，必须尽早改观。三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标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及环境友好之间是互为前提、互为方向和互为支撑的依存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它犹如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样。从现状分析，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夯实三大基础，即要强化经济发展的效率性收益基础，要优化社会和谐的财富合理共享基础，要奠定生态环境的资源循环利用基础。国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理应踌躇满志，因为其价值指向已经清晰，路径障碍正在清除，未来愿景将渐趋美好。这就是催生《沉舟侧畔》的初衷。

朱荣林

二○○八年六月一日于荣竹斋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巨大能量，其释放之势犹如百舸千帆蓄势待发，锐不可挡。综观这种释放，其作用面已经收缩，正日益聚焦于发展理念更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战略调整和发展环境营造上。本书作者就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状况，对我国30年改革开放进行了评估，主要着眼于以下标准：综合要素生产率标准、资源可持续利用标准、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标准等。《沉舟侧畔》意指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清除传统痼疾的盛举，其最终目标管理应该为“千帆”培育穿越历史时空的良好环境。　　改革开放，世纪盛况，斗转星移，举世瞩目。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追昔抚今，感慨系之。作者以此情，此理、此言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载。　　这本《沉舟侧畔》主要讨论了我国开放之要；我国经济转型的本质；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指向应当有利于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研究我国当前三大稳定面临的考验正在加速三大结构的变迁；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而提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要积极应对的新时代的挑战。【作者简介】　　朱荣林，浙江嘉兴人，19641969年上海交通大学求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市政府第二、三届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十.五”、“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市科协第六、七届常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专家组专家，上海产业评估中心主任，上海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曾先后赴美国乔治顿大学、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美国华尔街金融中心、美国共和党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美国总商会、美国亿万富翁俱乐部(年会)，英国牛津大学，日本国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及意大利、中国香港等地讲学。著述有：《发展求索》、《高等教育管理学》、《跨国经营》、《走向长三角》、《现代经济理念》、《思路与判断力》、《成败萧何》等，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及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上百篇论文。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曾应《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达维.扬、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中曾根(日本前首相)、贝格{美国前国务卿)等国际社会著名人士和前政要的邀请出席国际论坛。获中国省部级奖的成果有《上海社会发展指数评估体系研究》、《资产经营研究》等课题。曾应聘担任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委托的《长江三峡工程管理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全国专家鉴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