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上,知名学者赵汀阳先生与德布雷先生探讨到了革命问题的复杂性。德布雷曾与格瓦拉在丛林里并肩作战,他既是革命的理论家,也是亲身实践者,这种实践经历让他发现了革命有着许多复杂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他们的探讨思辨激荡、令人着迷。最终两人决定一起写本书,采取通信对话体的形式,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书中不仅探讨了既丰富又深刻的革命问题,也旁及历史、进步、理性、理想、人性等众多问题,深入挖掘了革命背后的逻辑与现实病灶的根源。
第一组通信
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组通信
赵汀阳: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可谓一针见血。人们可能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会忘记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一种价值。民主这种技术可以用来产生好的公共选择,也同样可以用来产生坏的公共选择,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诉求或价值观所绑架,比如说,民主可以用来决定赖账、违约甚至发动战争和侵略别的国家。
德布雷: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关民主(这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争取到的对野蛮的抵制)的疑问。它首先能使社会安宁,避免人们为了政权而自相残杀,所以它是一个文明的因素。但民主这个词,我该向你承认,当它被不加鉴别地利用时,就是一个我有所提防的词,一个到处都可以用同时又没有专用的词。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间很少有关系。
第三组通信
赵汀阳: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德布雷: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第四组通信
赵汀阳: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德布雷: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第五组通信
赵汀阳: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第六组通信
赵汀阳:“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德布雷: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两面之词》编辑推荐:1、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人类现代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那个启蒙时代,先哲先贤以通信的形式自由探讨社会精神、民主要义。二百多年后,一代中法知识分子因缘际会,致敬启蒙时代思想自由激发的精神,探讨革命与时代的走向,思辨社会变革前后的理想与现实,行文自由挥洒、思考恣意。2、 对于“革命”或“告别革命”,中国哲学家思辨与理想并存,切格瓦拉的战友却更加现实与冷静——“任何暴力革命都无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有技术革命才真正改变人们。革命的激情与理想难以催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3、 当“民主”、“自由”成为人们嘴上的谈资时,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其内涵和实际性的操作。“人们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民主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当今的民主仅为寡头民主,人民从奴仆转变为公民,又从公民转变为看客。”4、 两位作者对于权力的批判一针见血。“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权力是官僚金融资本、新技术、互联网等‘后台权力’,人民主权成为空洞的口号。”5、 告别革命之后,回顾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与政治都在走向转型之时,应该怎样看待民主、完善社会制度的建设?是本书与现实的无尽思考。《两面之词》内容简介: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战友,赵汀阳是中国最好的哲学家之一。两人在法国偶会,深入讨论各自国家改革与全球化时代政治权力变迁等问题。德布雷回顾了他亲历的20世纪风云,阐述了对革命喧嚣之后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纪中权力的隐性转移才是重要问题。赵汀阳点出中国三千年变革史的重要节点,指出应对狂热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18世纪,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数万封通信探讨时代精神与社会变革。300多年后,东西方学者也以通信体的方式致敬先贤,思辨革命、权力与民主。喧嚣之后,迷思尚存。仍需冷静思考,执着探索。【作者简介】 雷吉斯德布雷: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战友,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在法国已出版多部影响颇大的作品。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长城学者。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译者简介:张万申:经济学家,法国凤凰银行前行长,赵汀阳与德布雷的共同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