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一直被误读

天罡地煞出泉台

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们不是在革命、在起义，而是聚众造反。梁山核心领导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由“暂居水泊”而“专待招安”，尤其表明他们的聚众造反并不代表农民利益。连农民造反部说不上，就注定了《水浒》绝不是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或者表现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硬给贴上的相关标签可以休矣。

水浒寨中屯节侠

《水浒》所写的聚众造反，所“聚”之“众”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社会阶级，而是一群“布衣之侠”。他们在自己所认之“义”的旗号下，由散到聚，由个人见义勇为到集体仗义行侠，演绎出了一部张扬“侠义”精神的历史活剧。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把《水浒》视为一部赞美“侠义”精神的古典小说或者干脆界定为一部“侠义小说”。

知己相逢义断金

《水浒》既然着力写“义侠”，品评粱山一百单八将就应当以“义侠”作为标准。毫无疑问，鲁智深是《水浒》里的第一义侠。他那样心地厚实，大气磅礴，重情重义，敢作敢当，所作所为几近全面地体现出了历朝历代的“义侠”品格，尤其是“侠”的“利他性”最为突出，连杀人放火也比武松（更不要说李逵）显得有分寸，遍《水浒》无人能殛。

真是魁奇伟丈夫

评林冲，怎一个“狠”字了得？他与鲁智深同样重情重义，敢作敢当，但大同之间又有大异。主要的大异在于，林冲更显得智勇兼备，能屈能伸，讲究有理有节，随机用忍用狠，其能虽显而不矜，其德虽彰而不伐。较之先秦“义侠”，林冲兼有鲁仲连、蔺相如和聂政、荆轲的某些影子，而这些影子都融汇于“小张飞”当中。

未同豪气岂相求

作为梁山先后三个领头人的第一个，王伦以其不顾“大义”，嫉贤妒能，犹如一个“反面教员”，充分映衬、烘托了晁盖，特别是映衬、烘托了宋江。不能笃信“江湖侠义”，不能力行“江湖侠义”，就要惨遭淘汰，再也当不成梁山的“核心”。这样的一名“反面教员”，越千百年置诸当今乃至于今后，依然还具有十分深长的警世价佰。

英雄聚会本无期

“智取生辰纲”引发的结果是“争斗冤仇”殊途同归，也像林冲那样上山“落草”了。但晁盖等人和杨志都是“避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与之类似者约占37。1％，而与林冲类似的“逼上粱山”者只占7。4％。此外还有“赚上梁山”者占19。4％，“伙上梁山”者占36。1％，一起造成了一百单八将组合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导致由聚众造反走向接受“招安”。

帮闲得志一高俅

《水浒》写高俅，最大成功就在于写活了他的“帮闲得志”以及这种“帮闲得志”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危害性。他与其“帮”的主子赵佶都是“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个出自江湖，一个生在庙堂，臭味相投方造成了“帮闲得志”。说先写高俅体现出了“乱自上作”，切不宜迷信前人陈说，专顾高俅一人，而放过了“远”之太尉洪信、“上”之徽宗赵佶。

剥民官府过于贼

贪官、滥官遍于《水浒》，如果让李逵“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确会有无辜枉死的冤鬼在内，但若让李逵只是隔一个砍一个，罪不容诛的漏网之“鱼”势必更多。成体制的贪官、滥官不断地残民以逞，“剥民”之烈实在“过于贼”，所以民众才不得不“聚义”造反。如果讲“逼上梁山”，这种体制性的“剥民”，当是比高俅一伙迫害林冲更为本质的“逼”。

奉天法网有时开

宋江在《水浒》里一出场亮相，便以“私放晁盖”彰显出他是梁山顶级“义侠”或者“义侠”领袖。为着“心腹兄弟”晁盖的吉凶安危，纵然触犯“法网”，“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毅然决然地要去通风报信，就是一种典型的“侠义”行为。宋江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朱仝与他一样“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就与《史记·游侠列传》赞誉的朱家同属一脉。

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在粱山一百单八将中，是仅占总数8。3％的贫苦农民的三个代表，比解珍、解宝更具典型性。让阮氏兄弟唱出“忠心报答赵官家”，纯粹是给《水浒》套上“忠义”桂冠的旧文人所强加的，与他们不相干。但阮氏兄弟参与劫取'生辰纲”，参与梁山聚众造反，乃至后来阮小七“偷御酒”、“穿御服”，都是图“快活”，也与“革命”之类时髦概念不相干。

钢刀响处人头滚

冷静、冷峻、冷酷，武松无疑是《水浒》第一“冷面杀手”，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义侠”。他特别重情重义，知恩报恩，但“义”的出发点多在“我”，多以“他”对“我”如何作为是非标准和行为依据，因而更是侠的“唯我性”的突出代表。他还具有“嗜杀”的劣根遗风，这种“嗜杀性”，既是“侠文化”的一个负面基因，又是“国民性”的一个负面基因，需要从实加以鉴别。

淫妇偏思并蒂莲

企图乱伦，婚外偷情，毒杀亲夫，潘金莲俨然是《水浒》“四大淫妇”之首。但在她的“淫”和“毒”的深层，社会历史、个性特征、女性心理诸多因素复合交构，又使她在本质上属于浸透礼教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性爱畸形产物，既是个体施害者，更是体制受害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代文明社会似可以给她一点理解和宽容。

快活林中重快活

从施恩到张顺，《水浒》写了一大群“侠”。写这一大群“侠”，从结构方式上看有别于先前的“鲁十回”、“林十回”、“武十回”着重写“侠”的个人，而是过渡到了穿插在“宋十回”中交叉写“侠”的群体，从社会内容上看，更是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出了“侠”群体的社会构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以及“侠”成员的品质、行为多样性和可变性。对凸显宋江，也十分关键。

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是《水浒》编著者刻意塑造的“忠义”代言人。他“于家大孝”，“于国大忠”，注定了不会有黄巢那种“凌云志”，因而他决然“吟”不出“敢笑黄巢不丈夫”那样的“反诗”。他力主“招安”，力求“招安”，终致把他自己和绝大多数梁山兄弟引上了不归路，但从社会历史看，这种“侠义”行为又有它的或然性和合理性，不宜简单否定。

李逵猛恶无人敌

在宋江的四大铁哥们儿中，李逵是铁得特殊的唯一一个。他粗鲁横霸，其间既有“游民无产者”式的无知无畏，淳朴犯浑，又有官场皂隶的估吃霸赊，仗势欺人，以“嗜杀”为“快活”尤其堪称“梁山之冠”。但他确有不少的性格优点，自发的“革命性”也当数“梁山第一”，只不过在宋大哥“替天行道”、接受“招安”的“思想”引导下，些许“革命性”只能与生命同泯于悲剧结局。

替天行道动天兵

宋江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在总体情节上，既是由个体侠义生涯为主向群体聚义造反为主转进的关节所在，又是由一般的聚义造反向特殊的“替天行道”转变的缘起所在。在个体形象上，也规定了宋江是梁山的“天命核心”。但“忠义”仍然从属于“侠义”，《水浒》当是…部反映北宋末年一批“布衣之侠”的侠义生涯、聚义过程、造反经历、归顺选择和悲剧结局的“侠义小说”。

事情言贵参详

“赚”有一个引申义，即欺骗。被“赚”上梁山的梁山好汉约占五分之一，赚”的主要两手一是“绝归路”，二是“讲忠义”，前者以秦明、李应、朱仝、卢俊义为代表，后者以呼延灼、徐宁、关胜、索超最典型。“赚”上梁山的朝廷军官越多，加上先前就有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乃至“三教九流”人物，梁山一百单八将的社会成分就越多样化和复杂化，“招安”因之成为主导选择。

不亲女色丈夫身

与“四大淫妇”对应，《水浒》写出了两组男性人物：一组为宋江、武松、杨雄和卢俊义，另一组为张文远、西门庆、裴如海和李固。经“四大淫妇”和“四大奸夫”陪衬，由“四大好汉”反映出了一种特殊的“侠义”精神，亦即所谓“不亲女色丈夫身”。寄寓于其中的“女性观”可取处固然不多，“侠义观”可取处却还不少，起码可以取“戒淫”必从“戒好色”开始。

劣性发时似山倒

《水浒》描写焦挺等一干人物“劣性发时似山倒”，都是当作“侠义”英雄的“侠义”行为立意着墨的。其实除了顾大嫂那番冲口而出的话，其他人说的、做的，无一足堪归属“侠义”。梁山一百单八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歹人、坏人甚至于刑事惯犯并不太少，决非凡列名者均为“侠义”英雄，均有“侠义”精神，真“侠义”英雄的气质也不在同一档次、同一品位之上。

利害声中忍便抛

按照传统“忠义观”，狭义的“忠”主要指“事上”和“为公”，广义的“忠”则泛及于“为人”和“处友”。《水浒》里狭义的“忠”和广义的“忠”都与“侠义”相通而重合，居于核心价值地位的乃是广义的“忠”。而且“侠义”还包罗了“节义”、“勇义”和“仁义”，因之是“侠义”包罗“忠义”、涵盖“忠义”，这部小说尽可叫做《侠义水浒传》，不宜叫做《忠义水浒传》。

《水浒》究竟是一本好书还是坏书？水泊梁山是农民起义还是强盗结群？李逵、武松等人是古之侠客，还是杀人狂魔？一部奇书，彰显“侠文化”几多流韵，折射“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