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

阅读傅雷，理解傅雷――编者的话

第一编：傅雷和罗曼?罗兰的历史奇遇与灵魂共鸣

现代翻译研究视阈下的傅译罗曼?罗兰

1.《约翰.克利斯朵夫》――英雄的诞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文选

2.《贝多芬传》――打开窗子，呼吸英雄的气息

《贝多芬传》译文选

3.《米开朗琪罗传》――巨人塑像的再造

《米开朗琪罗传》译文选

4.《托尔斯泰传》――人道高峰的临摹

《托尔斯泰传》译文选

第二编：傅雷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重生

傅雷与巴尔扎克

1.《高老头》――《人间喜剧》在中国的序幕

《高老头》译文选

2.《欧也妮?葛朗台》――黄金的枷锁与不幸的爱情

《欧也妮?葛朗台》译文选

3.《贝姨》――路易?腓列伯时代的一部风化史

《贝姨》译文选

4.《幻灭》――另有结局的“内地生活”篇

《幻灭》译文选

第三编：西方“文明”的理解与传播

傅雷翻译风格论

1.《文明》――一部战争文学的出色??译

《文明》译文选

2.《老实人》――一部寓言小说的精彩诠释

《老实人》译文选

3.《嘉尔曼》――部经典传奇的经典再现

《嘉尔曼》译文选

第四编：赤子之心艺术情怀

赤子之心艺术情怀

1.《艺术哲学》――精神科学内的艺术批评

《艺术哲学》译文选

2.《罗丹艺术论》――部无意出版的不凡译作

《罗丹艺术论》译文选

3.《人生五大问题》――解说20世纪之道德论

《人生五大问题》译文选

42年前，傅雷走了。我是在30多年前听说过傅雷的。因为学法语，知道了翻译，因为学翻译，知道了有一个翻译家，叫傅雷。30多年来，傅雷好像一直没有走，没有离开过我。我读傅雷，研究傅雷，一步步接近傅雷，似乎离他越来越近了。

在2006年9月25日于傅雷家乡南汇召开的“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上，我说，在我30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我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好读，很有意思。但我记住的只是他译的书，记住的是作者的名字，很少想到翻译这些书的傅雷这个人。在我40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棵树，一棵常青树。因为研究翻译，我知道了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域、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上得到了延伸与传承。由此而想到傅雷，我想，傅雷和罗曼?罗兰，可谓是一段历史的奇缘；要是没有傅雷，罗曼?罗兰在中国也许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知音；是因为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获得了来生”。是傅雷这棵译界的常青树，延续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家在中国的文学生命。

由傅雷翻译的书，我开始关注书后的人，关注赋予了原著生命的翻译家傅雷。渐渐地，我懂得了翻译，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思想的播迁，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等我到了50岁，傅雷于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意味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姨》、《高老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赋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到延伸的译界常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围绕着傅雷这个人，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个问题：何为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何为？确切地说，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如此专注于翻译？他的翻译到底给中国，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什么？

带着这些有关傅雷、有关翻译的根本问题，我参加了纪念傅雷逝世40周年的“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在会上，哲学家郑涌说，我们如果仅仅从翻译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傅雷是不够的，因为傅雷不仅仅是翻译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他传播的是思想的圣火，他是“思想圣火传播者永远的榜样”。88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是傅雷生前的好友，他认为，我们对傅雷，关注其翻译的技术层面比较多，但实际上，傅雷是个“文艺家、翻译家”，还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要理解傅雷，研究傅雷，必须研究傅雷这个人，研究傅雷所处的时代和傅雷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从他们的话中，我感觉到，从对傅雷的翻译的关注，到对傅雷思想的关注，再到对傅雷这个人的关注，可以构成接近傅雷、理解傅雷的不同途径。

要理解傅雷，必须以阅读傅雷为基础。傅雷的书，我读过很多，我读过他的所有译作，还有他的家书。这次会议期间，我有幸读到了当代世界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傅雷文集?文艺卷》，其中收有傅雷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著译序跋”、“政治杂评”、“美术论著”和“音乐论著”。近来又读文集，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又联想起与傅雷翻译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如此执著于翻译？在傅雷文集中，在他为其译作所写的序言、前言或附识中，我们可以找到傅雷本人对这些问题的一个个答案。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意义是多重的。

在黑暗的岁月，傅雷想通过翻译寻找光明。我们知道，1931年，傅雷从法国回国后，虽然满腔抱负，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他性格刚直，愤世嫉俗，委实难以融入那个“阴霾”遮顶的黑暗社会，于是他只得闭门译书，献身于对法国文学的翻译。30年代初，国内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军阀混战时期，傅雷有感于许多中国人“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巨人三传》。1934年3月3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表达了他翻译的初衷：“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见《傅雷文集?书信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第462－464页）鉴于此番经历，傅雷曾发誓翻译此三传，期望能对陷于苦闷中的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从中吸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是在对光明的渴望与找寻中，傅雷与罗曼?罗兰达成了精神的契合。他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发现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元素――爱和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主义，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热情，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这部伟大作品。在译著的卷首部分，附有原作者的《原序》，我们借此可以揣摩出傅雷将这部“贝多芬式的”大交响乐呈现给人们的意愿：“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见《约翰?克利斯朵夫》原序，《傅雷译文集》第7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不难发现，傅雷是希望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起人们对世界的爱，对人生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

傅雷想通过翻译寻找光明的强力动机在他为重新翻译的《贝多芬传》写的序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那是在1942年3月，傅雷重新翻译出版了《贝多芬传》。他认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见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傅雷译文集》第1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他在《译者序》中写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他要将“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他年轻的一代，借伟人的精神力量，拓展中国人民的精神视野，启迪民心民智，帮助中华民族正视眼前的黑暗，重新振作起来，发扬大无畏的勇气，为挽救和振兴中华而勇往直前。

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刻，傅雷又想通过翻译，给颓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他在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译者前言中写道：“在此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蒙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见《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第206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傅雷，翻译不是语言技巧的玩弄，不是西方智识的贩卖，更不是如今天的有些人那样，把翻译当做赚钱的营生，干些“抄译”的勾当。

在“现实的枷锁”重压着人生，国人在苦恼的深渊中挣扎时，傅雷则希望通过翻译，给痛苦的心灵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罗素的《幸福之路》，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在译者前言中，他写道：“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末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有感于“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见《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第209页）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给彷徨歧路的国人指一条路，给脆弱的心灵以保护，给禁锢的灵魂以自由。

解放后，傅雷主要着力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这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也有傅雷的主动追求。他翻译巴尔扎克，是想让善恶颠倒、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的世界吸取教训。在《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简介中，傅雷写道：“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的深刻的意义。”（见《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第221页）

通过傅雷所写的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启迪，以更好地理解原作，更好地理解其翻译的意义。是的，读傅雷的翻译，理解他翻译的意义，我们不能忽略他翻译的初衷和动机。他的翻译之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有助于我们明确新时期的翻译工作目标：为输入优秀的外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拓展我国读者视野，振兴中华民族，做出贡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傅雷的翻译，我们才有可能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才有可能超越文字和文学的层面，真正认识到傅雷的翻译所具有的文化和思想意义，真正认识到傅雷的生命价值。

许钧

2008年元旦修改于南京大学

傅雷，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译作约五百万言。 读傅雷的翻译，理解他翻译的意义，我们不能忽略他翻译的初衷和动机。他的翻译之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有助于我们明确新时期的翻译工作目标：为输入优秀的外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拓展我国读者视野，振兴中华民族，做出贡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傅雷的翻译，我们才有可能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才有可能超越文字和文学的层面，真正认识到傅雷的翻译所具有的文化和思想意义，真正认识到傅雷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