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债

后记

十几年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返城的时候，具体的返城政策中有两条规定：其一是已在当地安排工作的知青不能返回；其二是已婚知青(不论你在农村还是乡镇企业就职)不能返回。要钻前一条规定的空子似不那么容易，不少顾虑到回城之后的遭际，也不敢贸然行动。而后一条规定的羁绊无非就是婚姻。于是乎已婚知青中便断然地采取了行动：有假离婚的，那往往发生在男女双方均是知青身上；也有真离婚的，那多半是和当地农村人结婚的。挣脱婚姻的锁链，恢复知识青年赤条条无牵挂的身份，他们亦随着那返城的大潮回归了城市。这时候城市的诱惑力是那么强大，他们的举动往往也能得到世人的谅解，但却忽略了离婚随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是离开乡村很晚的知青(迟至1979年10月)。当时我曾想，那些被回归城市的知青离弃了的农村女人和已经生下的娃娃，未来将怎么生活呢？特别是那些孩子，长大之后问及自己的亲生父母(多半是父亲，也有少数母亲)，又该如何想象？

可以说长篇小说《孽债》的最初构思，该是起源于那一段生活本身。

尽管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无米之炊”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也不可能想象这些孩子将来和他的生身父母之间该演出哪些方面的一连串悲喜剧。

好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尽管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好多大城市里的老知青们举行过类似“青春无悔”、“追忆当年”等等活动，顽强地想表现这一代人的存在，但人们再不像当年那样看待用血汗和眼泪浸染过的“知识青年”这四个字。恰在这时，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听说了附近弄堂里发生的这么件事：一个宁波农村的汉子带了两个孩子，到上海来找当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到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后，早已重新嫁了人，并有了新的孩子。于是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三个孩子的故事顿时成了弄堂新闻。有人说女人离开农村时根本没办妥正式离婚手续，哄骗男人回归上海之后还将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说第二个男人根本不晓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说两个男人打起架来了；有人说这个家庭热闹非凡有戏文可看……

我没去穷尽这个故事的底细，随手按习惯作了札记之后，心里思忖，这倒是个写作素材，但是仅仅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写是不成的。上海生活着一千几百万人，上海的包容性又实在太大，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内地的村庄里、小城镇上会有“满城风雨”之感，但在上海这仅仅是一条弄堂新闻而已，人们一天到晚听到的奇闻逸事太多太多了，别说一个小人物小家庭的戏文，中国的外国的上层的下层的稀奇古怪的事儿他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他们早就练出了见惯不惊的本事和修养。

这以后不久，我在一家刊物上读到了一篇小说，名字记不清了，但内容几乎同我所说的弄堂新闻相差无几，我特意留神了小说的结尾，似乎作者也没交代出这一家人究竟如何处理种种解不开理还乱的矛盾，小说的结尾只告诉读者，这个家正闹得不可开交……

又隔开了两三年，我又听说了这么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北京来的旅游者打扮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西双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当地的农民丈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有时总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的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几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西双版纳的故土上来找儿子。谁知这里的农民从来便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原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蹰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便询问打听，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的经历……

听来让人悲伤。吸引我的还不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住房的拥挤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外贸、金融的中心，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孑L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家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因而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更加简便一些。最初的构思逐渐地在我心头萌动、成熟。对我来说格外有利的是我有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漫长经历，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习俗；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生活了整整十九年，以后又常因出差、改稿、开会回归故里，亲眼见过上海近年来的变化。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今天的大上海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尽管我也正逢繁琐不尽的调动和搬迁，尽管处于生活、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适应，我还是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写下了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小说上半部分发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亲戚朋友们都关心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后来怎么样了。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甚至一些同样在搞创作的同行也问，那些孩子后来将怎样生活？仿佛那些我构思的娃娃真存在似的。自然，读者的好感也反映到影视部门，六七家影视单位前来找我商谈改编拍摄事宜。最为令人稀奇的是1991年9月下旬的《新民晚报》上刊出了一篇真实的通讯报道《孩儿找妈泪花流》，写的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孩子到上海寻找母亲的真实事件。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真稀奇……”稀奇不稀奇我说不上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读者翻开这本书，将来这本书果真搬上荧屏，当蒙太奇闪现出花开四季、果结终年、江河常流的西双版纳和上海耸天的高楼及拥塞的马路时，故事在这样的两种氛围里展开，那会好看的。这不是我过于自信，而是我为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度过了好些个不眠之夜。谢谢。叶辛1991年底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这是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歌。《孽债》根据著名作家叶辛同名小说改编。小说中所描述的返城知青及其子女从遥远的西双版纳到上海寻亲的故事，牵动着无数普通人的心；小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情与理、情与法的关系的难分难解、无可奈何，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沈美霞、卢晓峰、吴永辉、梁思凡、盛天华这五个从云南到上海寻亲的知青子女走进一个个陌生的又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里时，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不合时宜地在父与女、母与子、过去的夫妇和今日的夫妻面前出现了。作者从真挚的感情出发，描绘了人性的深度，挖掘深厚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曾经吸引了无数读者。恰逢“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作者对十几年前的原著做了诸多修改，将会吸引更多读者的青睐与同龄人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