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厄鉴

藏锋卷第一

不以困为困，不以厄为厄，方不为厄所困。

善隐藏锋芒者，趋利避害，解厄脱困。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虎行似病，鹰立似睡，乃处世至境。

志向远大的人，谦逊是常态。

人可无名，不可无仁无德。

放弃比索取更需智慧。

内敛藏锋者，永处于上风。

隐智卷第二

智谋可以消减困厄，却不能根除困厄。

上智不为人知，方可出奇制胜。

自私者常处困厄之境。

实在的好处是对一个人价值的肯定。

不洞察世情与人情，势必阻碍丛生，困厄不断。

祸患不因无智而生，常常因智而起。

戒欲卷第三

贪欲之根，祸患之源。

君子能审时度势，不让欲望左右，所以能够消灾解厄。

不遵从自然法则，任私欲膨胀，毁灭便不远了。

智者从不小看一念：一念之失，生死之别。

贪欲无穷的特性，使困厄永伴。

冲动是失败的人共同拥有的一种特质。

对待欲望的不同，使君子坦荡，小人戚戚。

省身卷第四

有自知之明者，常处困厄之外。

学会取舍，是解厄之学。

人之差距可以通过省身来弥补。

律己严，待人宽，乃避祸的处世之道。

慎重行事，遵循正道，可以长久。

省身可使弱者变强。

求实卷第五

务实保长远，虚名易溃失。

坚持与求实是成功者的共同特点。

金科玉律只存于书本中，不存于实践中。

贪近者愚，求远者智。

求实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避祸的根本。

求实不是求取圆满，而是尽量减少缺憾。

智者顺天行事，故远离祸患。

聪明往往致祸，智慧却使祸患远离。

慎言卷第六

言多祸藏，沉默胜金。

一言可兴邦，亦可亡身。慎言者智。

君子不说假话，但实话却使处境不妙。

听其言知其意，可断其行。

弱者不可以潇洒为先，当以存身为要。

人无信，勿听其言。

无涉机密，远离祸患。

节情卷第七

先驾驭情感，再驾驭人生。

放纵情感，如纵祸患。

友情贵在真诚，纵友则见拙，不智也。

惩恶扬善缺一不可，交替互用方可应变制胜。

天怒成灾，人怒成害。

君子戒悲，小人戒忧。

做大事就要割舍情感，否则为情所绊，事情就不会顺利。

向善卷第八

吉有其因，福有其源。

向善戒恶，行事之要。

识人当观其行，见其细。

大善者，不计毁誉，不图善名，方成大事。

与小人结交，困厄近矣。

取利弃道，祸患不远。

善良重在真诚，不在于方法。

前言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的联系。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非常关心政治，还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不惜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称许的处世态度。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采。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冷成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解厄鉴》是一部十分罕见的著作，它不仅立足于“解厄”，更关注致厄的根源。晏殊的官位和才华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几近他所处时代的顶峰。他人仕之后，一路升迁，最后位极人臣，官拜宰相。晏殊仕途如此之顺并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并不是缘于上天护佑，而是他深通解厄脱困之道的缘故。【作者简介】　　晏殊，字同叔，北宋著名的“太平宰相”，大词人。十四岁即因才华洋溢而获赐同进士出身，而后历任要职，官至宰相。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北宋名臣皆出其门。晏殊一生不离宴饮歌诗，在朝为官五十多年，似朴拙无为而福禄恒久。这部《解厄鉴》虽没有其诗词之华美，却句句真言，句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