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湘军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代前言)

修身与齐家

“箕裘承祖泽”

用破一生心

“兄弟怡怡”

耕读传家

“特开生面”的湘军

墨经出山，书生治军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唯涤公马首是瞻”

太平军的劲敌

屡败屡战

“以杀人为业”

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秦准浩劫

李秀成之死

湘军.楚军.淮军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薪尽火传

“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

曾、左、李

天下湘军

政坛捭阖

出污泥而不染

有实无名的大帅

捭阖有术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洋务运动的主将

道德文章

《讨粤匪檄》

“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

理学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把手”胡林翼

幕府鼎盛

“惟楚有材”

结束语：“曾国藩热”之管见

附录一：曾国藩与湘军大事年表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结论性评价，素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所谓“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然而，去古末远的曾国藩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曾国藩确属“非常”之辈。他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他的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清廷内部有人盛赞他是“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也有人攻击他，“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清末革命党中有人批评他，认为他愚忠于大清统治者，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会”；也有人佩服他，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现代史家更是各持己论，有称他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的，也有称他为“近代史上之伟大人物”、“中兴第一名臣”的。同一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可以截然相反，而立场不同的人又可以毫不吝啬地同声赞美他。真是“棺已盖而论难定，人已死而情未了”。

这种现象，章太炎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并精辟地概括道：“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从那时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截然不同的取向、毁誉纷纭的现象，却依然如故，其纷纷扰扰之状足以撩乱任何一个试图走近曾国藩的人。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让我们游弋于历史的长河，穿越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对这些众口毁誉、繁杂难辨的“纷扰”做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吧！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衙署。“大星忽殒”，举国悲恸，清廷上下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隆重，以示对这位中兴第一功臣的悼怀。在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对曾国藩及其家人给予了特别的奖赏和优抚：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枢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

今天，关于曾国藩的原始资料的收集已经比较全面了，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达1500万字，其他相关史料更可谓“出则汗牛马，入则充栋宇”，连《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样曾家世代相传、密不示人的资料也早就影印出版。但对曾国藩的评价，依然你云我云，少有定论。

“以道德的名义”论断，往往有欠公允；以阶级的观点划一，不免失之偏颇。即使以权威的名义、强势的干预而促成某一观点的短时推广，也终究难以服众，传之不远。

纷纭状态未减，追捧热浪又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唐浩明推出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为标志，乘着各种有力的主客观条件的东风，拉开了十几年来“曾国藩热”的帷幕。从政、经商、做人、处事……曾国藩成了新时代的老楷模，被热潮中的人们追之捧之，奉若神明。从官经、政经到生意经都被一一总结，就连子虚乌有的《挺经》，也被人托名著出，并广为流传。至2005年5月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曾国藩的图书目录1181条，相比李鸿章的552条、左宗棠的158条多了许多。据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统计，从1994年至2006年底，关于曾国藩的论文多达1218篇，而李鸿章是971篇，左宗棠是462篇(按“篇名/关键词/摘要”检索人名。这样的检索虽然未必科学，但可作以参照)。“曾国藩热”的温度，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是复杂的。任何试图以简单化的方式评判历史、褒贬人物的倾向都是不足取的。史学前辈提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显然是对那些简单化倾向的一种挽回。“入乎其内”，就要把对人物和事件的观照投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多一些细节观察，多一些换位思考，而少一些“站着说话腰不疼”遽然结论，因为这样的结论往往不但错误，而且可笑。

“出乎其外”，就要秉持客观的态度，“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下结论”，不求以一种标准对复杂的历史作简单的划线和定性。历史是一条波浪翻腾的长河，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这条长河，需要做的是披沙拣金，而不是推波助澜。我们处在这条长河的下游，对于上游的人和事，既不宜妄自揣测和率意定论，也不应盲目褒贬和一意苛求。毕竟，下游较之上游有更多的汇聚，更多的积淀。如果这种后来者的客观优势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心理优势，并以求全责备的心态苛求前人，就要失之浅陋了。语云：“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信夫？！山川资俊秀，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武功提供了“时势”。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因湘军而成功，他的一世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个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后记

我们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了这部名为《曾国藩与湘军》的书稿。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李敖曾提出：“在我们比较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大家看法能够客观一点的时候，大家情绪比较冷静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责任去还古人的真面目。”这确实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研究历史的目标无外乎两端：还原史实，总结规律。美国的历史学家房龙认为：“正如所有科学家、多数报人直至一些历史学家所知，没有任何事情是‘突然’发生的。房屋倒塌、朝代灭亡或邻居去世可能看起来是在瞬息之间发生的。但是造成致使倒塌和灭亡瞬息发生的衰败状态的因素早在数年前就在悄悄地发生作用。”治史者的责任，就在于从“还原史实”、“入乎其内”中“总结规律”、“出乎其外”，探寻历史上那些进步的或衰败的人事之中潜隐着的客观的经验与教训，用作后来者的借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克罗齐才作出了“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论断。

历史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研究不应该是枯燥生硬的。本书的写作秉持了这样几条原则：史学规范，文学笔法，军事视角，文化观照。通过这样的写作，力求使远逝的历史可触可及，使陌生的人物可亲可近，使昔日的战场可观可感，使研究的成果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广大读者得到更为丰富而亲切的收获。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和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由读者评判。

《湘军志》的作者王闽运曾感慨说：“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触。研究晚清史的学者茅海建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组合，历史研究就应当切入当时人的内心。”切入当时人物的内心，还原真实可信的历史，做出客观公允的判断，这是史学工作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然而实现起来谈何容易！鲁迅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不是上帝，哪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所以，我们在搜集材料时的汲汲以求，在落笔评判时的惴惴难安，也就可以想见和可以理解了。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此书的成文，与我的硕士研究生韩洪泉的努力、勤奋和智慧密不可分。在我们接受创作任务之后，他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全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埋首资料、潜心创作、处理图片，个中辛苦，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终于，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水平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边学习边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书中大量引用了许多近现代学者的观点，或用以佐证我们的考辨和结论，或用以反映曾国藩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在使读者把握一个清晰明朗的脉络。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在众多曾国藩研究者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在本书写作、编辑的过程中，戚俊丽给予了专业的学术点拔，胡建、房永兴、顾俊杰等给予了诸多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资料可谓浩瀚繁富，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评价可谓毁誉纷纭，我们在书中所做的解读只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囿于水平和时间，纰漏及不当之处，自知不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教正。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许多图片采自互联网及有关报刊，并从《曾国藩(图文版)》(唐浩明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著)中转引了部分图片，对于原作者、编辑的拍摄、搜集与整理之功，谨致谢忱！张云丁亥年初冬于上海五角场寓所

　　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武功提供了“时势”。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因湘军而成功，他的一世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个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