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附逆研究

序

绪沦

第一章 抵抗与交涉

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二、《塘沽协定》的签订

三、对日心态的表露

第二章 从主战到主和

一、不坚定的主战派

二、转向“主和”

三、有“条件”和谈

四、《重光堂密约》

第三章逃离抗战陣营

一、仓皇出逃

二、日本诱降汪精卫的真意

三、国人声讨与刺汪事件

四、蒋介石的应对之策

第四章 “曲线问鼎”

一、赴日商谈组府条件

二、寻求配合与支持

三、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

第五章 充满波折的“还都”之路

一、南京会谈

二、“汪日密约”

三、“高、陶事件”

第六章 不受欢迎的“客人”

一、新“中央政府”成立的一再展期

二、迟迟得不到承认的“怪胎”

三、“国交调整条约”

四、叛国投敌者的结局

第七章 被权欲吞噬了的灵魂

一、个性因素

二、汪蒋首度交恶

三、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

四、汪记“大亚洲主义”的实质

五、死硬的反共分子

第八章 结语

一、汪精卫叛国投敌与蒋介石的关系

二、汪精卫政治生涯的本质与特征

三、汪、蒋和战态度的历史渊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史学界认为汪精卫在一·二八事变后重新上台，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据此认为他一直是个主和派人物。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更是力主和议。而殿兴经研究认为，蒋汪二度合作之初，汪精卫虽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依此方针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但在抵抗与交涉的二重奏中，主旋律仍是抵抗。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初由重抵抗变为重交涉，继之则只交涉不抵抗，最后是连象样的交涉也难以寻觅，只是一味的退让；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其叛国投敌的一年多时间里，汪精卫在“战”“和”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主战、敦促蒋介石有条件地进行谈判到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过程。抗战初期汪精卫主张抗战，陶德曼调停失败到广州、武汉失陷前，汪精卫虽由主战改为有条件地与日进行和谈，但还没有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意向；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汪精卫决心出走议和，脱离抗战阵营。第二，日本诱降汪精卫是一个谋略，意在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接受日方条件，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同样是一种谋略，是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段，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问鼎”。第三，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反复无常，是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无原则性”的具体体现，是为其实现由在野向当权转化的表现形式。汪精卫一生的反复无常和言行不一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并不唯其是然。

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的论述、投敌原因的分析，并结合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特征，试图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及潜在的规律。而汪精卫投敌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投敌叛国，在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效力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并不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所谓的“法奸”问题，“奸人叛国”似乎是战时沦陷区的一个共同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