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学行小传

一、专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史之改造

第四章说史料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新史学

中国之旧史

史学之界说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

论书法

论纪年

二、文论

论学会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政变原因答客难

论公德

论进步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论立法权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论不变法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少年中国说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释革

痛定罪言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人生观与科学

惟心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倡设女学堂启

成败

文野三界之别

干涉与放任

三十自述

学与术

学校读经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的研究法

儒家哲学是什么

呵旁观者文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情圣杜甫

人权与女权

美术与科学

美术与生活

敬业与乐业

为学与做人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附录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

前言

梁启超先生学行小传夏晓虹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有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等多种。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1929年1月19曰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得年仅57岁。其家族于2月17日开吊，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亦于是日假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同时，上海各界由陈三立、张元济主持，于静安寺设席公祭。

梁姓自北宋始由秦地同州迁入广东。先生祖上居茶坑村，十世皆务农，至祖父维清(号镜泉)先生，方有志向学，捐为附贡生。先生幼时，于诸孙中最得祖父喜爱，日则教读，夜则随寝。熊子为一小岛，地当西江入南海口，南距宋帝赵■自沉殉国之崖山约七里。祖父每与儿孙讲说南宋故事，“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哀启》)。父宝瑛先生，字莲涧，亦习举子业，不得售，遂教授于乡里。先生兄弟少时，均普由其父亲教。而初识字之启蒙老师，则为其母。其家教慈而严，不以常儿视先生。

先生生性聪慧。4、5岁开始读书，即习“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7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此前两年，已就读于阮元创办之广州学海堂，治学之范围与兴趣亦随之由帖括转为词章、训诂。18岁时，其人生道路发生变化。此年入京会试，下第途经上海，购读《瀛环志略》并接触西学译书，为之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同年，谒见康有为，拜服师从，又为之开启了研治新学的大门。次年，入康氏设教之万木草堂学习。草堂教育“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南海康先生传》)，借公羊“三世说”宣传维新变法，予先生影响至深，自谓“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

甲午战后，激于国变，先生奔走南北，著书授课，一以救国为务。先后参与公车上书、强学会、湖南新政、保国会、请废八股、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并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大批政论文，编著《西学书目表》，力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势在必行。其文风靡全国，一时声名鹊起。又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培植维新人材，使湖南风气大变。

变法失败，先生东渡日本，开始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赴曰之初，即热中于学习曰文，广泛浏览日本的“洋学”书籍，受到明治文化的冲击，“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居日期间，仍热心政治活动，组织保皇会，成立政闻社，从事立宪运动，为此数次离开日本，赴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其中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其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反对流血革命，坚持君主立宪。而其用心最多且成效最大者，实为办刊撰文，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借撰写西方思想家学案，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而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与旧学，讲求“新民”之道，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均表现出极强的开创性。所著《中国积弱溯源论》与《新民说》，最早系统检讨了国民性问题，至今仍富有启示意义；《新史学》以“史界革命”为旗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初步奠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中国学术史首次作科学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具体的治学范例。即使一向被视为“余事”、“小道”的诗文、小说，先生亦郑重对待，除发表《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诸文，阐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思想，更身体力行，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新体诗、《少年中国说》等新体散文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稿)，对改变文学风气大有助益。

民国建立，先生遂即归国，历任袁世凯政府之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及段祺瑞政府之财政总长，并策动反对袁氏称帝的护国战争，参与讨伐张勋拥清帝复辟的战役。1917年底，自觉只能做“理论的政务家”，不能胜任“实行的政务家”之职，因而退出政界，基本结束前期显赫而并不成功的政治生涯。

随后，先生出游欧洲各国，增强了以中国文化救世界的信心。1920年回国后，虽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却谨守社会名流身份，取独立超脱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大部分精力与时间则用于讲学与著述。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抵触，迅即改用白话文写作。又举办多项文化事业，如组织共学社，刷新《改造》杂志，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热心于到各地进行学术演讲。晚年，除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课外，主要执教于清华学校，为该校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著作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最用力，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力作。临殁前3个月，仍奋力执笔，编订《辛稼轩先生年谱》，终于不起，真正实践了其“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之言。

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外交欤？内政欤？》)。而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故以政治家身份而论学，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其最高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故主张纯粹的学者态度，终以人格修养为归宿。贯穿其间的“新民”课题，也因此呈现前期的重在批判、取法西方与后期的重在表彰、取法传统之不同。沟通二者的根基，则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先生治学，气魄宏大。早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拟分16章，已露端倪；晚年亦有写作《中国学术史》、《中国佛教史》等庞大计划，而总其成者为《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则为其终生念念不忘的事业。所遗留之《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史》全目，涉及面之广博，令人惊叹。凡此均因其兴趣多变、精力不济而无一完成，又令人叹惋。

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先生后期的学术著述，大致是前期研究题材的深入与放大(《梁任公先生》)。诸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此时均有专门研究，而尤以史学为大宗、为指归，其伏脉则皆可追溯到《新民丛报》时代。相对而言，先生后期的著述更谨慎、细致，注重系统性与科学化，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从定义入手，经过论证，作出判断，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在论著中，先生又每每强调方法的运用得当，如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述的基本策略，便可收提纲挈领之效。其毕生所求乃在“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墨经校释序》)，此为先生治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是其学虽多变，而自有不变者在。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字数总计在1000万言以上。后死友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40册，卷帙浩繁，仍搜罗未备。因写作速度快，不免有粗疏、草率处，为白璧微瑕。

其性格喜新善变，本无成见，名言为“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政治主张之多变尝为人诟病，而能随时进步，实为其长处。学问上亦不肯故步自封，每喜推陈出新，以是开后人治学诸多门径。其为人热情坦诚，文字亦平易畅达，虽作专门研究，仍时刻不忘文化普及工作。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本书精选了梁启超的几十篇著述，从专著和文论两个部分进行分类，具体内容包括《文野三界之别》《惟心》《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国之旧史》《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该书可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对其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梁启超一生手不释卷，勤于著述，并世学人，无出其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开山鼻祖。梁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以高屋建瓴之势批判旧史学，号召进行“史界革命”。梁启超一生著述等身，本书辑有其重要史学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学》以及《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少年中国说》、《论不变法之害》、《人权与女权》等重要文论，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深邃的史学观和治学用心。【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笔名主要有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论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国学史学研究成绩显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作品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侣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